到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申请旅游签证或者探亲签证，申请探亲签证需要你的个人资料（如在职证明）。旅游签证可以呆90天，探亲签证可以呆180天。

到中国以后，你可以到居住地的出入境管理局为他们申请居留许可或者签证延期。1年时间的居留许可是400元。5到10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

近代外国来华的传教士与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有何不同？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人中国，利玛窦是第一个来华的天主教士。比较有名的还有汤若 望、南怀仁等。由于采取了较为切近中国国情的传教手段，传教活动相当活跃。公元1584年，中国天主教信徒只有3人；明亡前夕，在华天主教信徒已达38 000人。传教士主观上 要传播基督教，客观上却成为西学东渐的媒介，带来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
但传教士中绝大多数是神职人员，专职的文教医务工作者极少，出版书籍数量极少，所选题材也大多 适合传教需要，对中国影响有限。只是到了康熙后期，发生了“礼仪之争”，由于罗马教廷的粗暴干涉，激化了中西矛盾，清朝厉行禁教，中外文化交流从此几乎全部中断。
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势力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在中国拓展，传教士构成了近代 中国社会的一股势力。到公元19世纪末,外国传教士在华人数已多达3000余人,其建教 区40个,教会堂60多个，发展教徒80多万人。大量事实说明，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中虽 然不乏像利玛窦这样的传教者,但从总体上看，是自觉地服务于各国的殖民政策，充当了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传教士宣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外国传教士在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为其收集情报、出谋划策，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并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种种特权。传教士到中国来以战胜者、特权者的姿态骑在中国人民头上。 他们无恶不作。正因为教会势力已经成为长在中国社会身上的毒瘤，随时随地都会有冲 突爆发，所以公元19世纪下半期教案斗争的本质是侵略势力与反抗势力的矛盾，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意识的初步觉醒，而义和团运动是这种矛盾斗争的高潮。
2000年10月1日梵蒂冈教廷以“对基督忠贞不渝的精神”为由，将120名传教士封为 “圣人”。梵蒂冈此次“封圣”的120人中大多死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们中的一些人违反当时的中国法令，非法潜入内地传教，充当侵略中国的帮凶，犯下了不可饶恕 的罪行，受到应有的惩罚。
如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马赖由于作恶多端、罪行累累，被广西西林县知事依法处死，爆发了“西林教案”，法国借此勾结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如，法国主教樊国梁在北京聚集了 3 000名教徒,全副武装对付手无寸铁的义和团，屠杀了许多义和团成员和平民。
樊国梁曾说我手上掌握许多义和团头目的名单，而且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在他的指引下，大批义和团成员被逮捕杀害。可见他们并不是什么“圣人”，而是不折不扣的罪人。在西方侵略中国的整个过程中，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充当了侵略势力的急先锋，参与了各种罪恶活动，任何“慈善”的外衣、“圣洁”的面纱，都掩盖不了其真实面目。
现在梵蒂冈不但不对这段历史中的种种罪行有所忏悔，反而把那些对中国人民犯有罪行的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封为“圣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和挑衅，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和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