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 古代，中国的回族兄弟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但他们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口语（汉语），所以这是中国最早的拼音。 元朝，蒙古统治者用改变了的藏文的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字。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算汉语拼音的一种吧。 明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明末清初，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 年间，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这个系统的集中表现。现在 依然使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拉丁字的拼音运动，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运动结合很密切。 共和国成立后，立即由政府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现在使用的这一套方案。联合国也承认的。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目前大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 汉字笔画式 拉丁字母式 斯拉夫字母式 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记式 图案式 数字形式 而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拼音的由来】——汉字拼音的发明人金尼阁金尼阁，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1577年3月3日生于今法国的杜埃城，当时为比利时领土，故金尼阁自称比利时人，而陈垣等人亦称其为“比利时人”。 1594年11月9日入耶稣会。1607年往远东传教，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即利马窦卒年）秋抵澳门，翌年春诣金陵。随郭居静、高一志二神父学习华语（另一说从郭居静及王丰肃）。郭居静神父到杭州开教，他亦同行。后往北京报告南方的教务，深得龙华民的赏识。1613年去罗马向教皇保罗五世“奏陈教务，并请准翻译经典，司铎用华言行圣祭，诵日课，教宗一一允准”，但因客观情况未实行。但他是“第一个向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诵念‘日课’的”。金尼阁“集利马窦笔记为蜡顶文中国开教史”即《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1月14日出版（一说1615年2月出版）。此书全部叙述是为欧洲人撰写的。金尼阁刊行《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题献教皇，道“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是为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之第一部书，亦可说是第一部称得起“汉学”的著作，当时颇具声誉。是书原为利马窦神甫的意大利文纪录，经金尼阁译为拉丁文，并增加了两章，叙述利马窦之病故及殡葬的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1583年来到中国，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 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金尼阁回欧洲后，演讲招募去中国传教之人，众人被其极富魅力的鼓动所吸引，争先恐后，以致于当地教会不得不出面婉言劝阻。金尼阁在吸引和选择人才方面，可谓功不可没。同时为在中国的教会图书馆募集图书，带来教皇所赐之西书七千多部（《远西奇器图说》原作便是金尼阁带来的七千部书中之一）。1619年，金尼阁再次抵达澳门。1621年春金尼阁“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视察教务。翌年赴杭州被难；一六二三年，往河南开封开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陕西。1626年在王徵的协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资》三卷。《西儒耳目资》的目的，据他自述，“在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西儒耳目资》作于1625年， 1626年在杭州出版，自称沿袭利玛窦所创体制，即用利玛窦二十五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切一切汉字的读音。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人称“利、金方案”。“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于是汉字读音就显得极其简单，极其有条理，不但把向来被人认为繁杂的反切，开了一条所谓‘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并且立刻引起了中国好些音韵学家对于这种简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热忱”。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方密之（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书中再三称引《西儒耳目资》，如说“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当合悉昙等子与大西《耳目资》通之”，“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汉字拼音化主张的萌芽）。传教士的方法震动了中国音韵学家，直接启示他们在西方拼音文字帮助下寻求对汉字记音系统更完善的描写。稍后刘献庭（继庄）的《新韵谱》即在这种刺激下撰成，钱玄同说刘氏已清楚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则认为该书重点就是“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认为，《新韵谱》成书之年（1692）实可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 1627年，再度被召回杭州，从此就在杭州专心传教和著述。“华人曾言言词理文笔之优，欧罗巴诸司铎中殆无能及者。其远非常人所能及之记忆力，其好学不倦，虽疾病而不辍，其时常从事之译业，或译拉丁文为汉文，或译汉文为拉丁文，使之谙练语言文字，故言谈写作均佳，无论文言或俚语也”。他大部分的著作为拉丁文，写成中文的即在陕西的《西儒耳目资》一书。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还带来大量外文书籍。这不仅因为他个人热爱书籍，遵循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之路，而且因为金尼阁在返回西欧前接受了在华传教会让其在欧洲广泛募集图书，从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会图书馆的任务。他这次前来，不只带来了这些西学人才，让后人感兴趣，他还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的书籍。据说，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为了募集新书和仪器，金尼阁漫游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终于收集了精装图书7000余部。金氏本人估计所收书籍和仪器在离欧时价值1万金币。为此，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不幸的是，1629年11月14日在杭州逝世（葬于城外大方井耶稣会司铎公墓，即今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桃源岭村），“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后来，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译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一、从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

三、通过对 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 ，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 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从消灭汉字到汉语拼音

文/雪飞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被西方坚船利炮击碎了“天朝上国”迷梦、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审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经过几番苦苦思索，一些人终于发现了中国落后的“秘密”：西方拼音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故国民识字率很高，而汉字独立于语言之外，笔画繁难，就连一些饱学之士都曾发出“汉字至难”的感慨。“国家的落后是科技的落后，科技的落后缘于教育的落后，教育落后盖因中国百姓学习汉字太难。”目睹此情形，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要求对汉字进行改革，甚至要废除方块字，改用字母文字。改革呼声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甚至一度发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呐喊。

1892 年，一个名叫卢戆章的福建青年，经过十年的努力，写成了一本名为《一目了然初阶》的书。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自己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当时卢戆章把它称为“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但卢戆章的“切音新字”并没有得到推广。

1906 年春，“ 帝国邮电联席会议”于上海召开，正式将由剑桥大学教授威妥玛（ThomasFrancis Wade） 整理、传教士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修改之后的“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方案”，史称威妥玛拼音法公之于世，使汉语拼音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了较为广泛的推广。

1913 年2 月25 日，北洋政府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在北平召开，各省纷纷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的宗旨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五年后，这次会议确定的“标准国音”与注音字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

1928 年，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简称“国罗”)。1931 年身在苏联的***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 简称“北拉”)。但是，这些拼音方案自身都存在着致命缺陷。“北拉”曾经在解放区广泛推行，甚至取得了与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当地农民学会了这套拼音文字后，都能用它写信、读拼音报。吴玉章（1878-1966，中共“五老”之一，著名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就曾回忆说，“延安县市冬学中，不到三个月，就扫除了1500 余文盲，他们学会新文字，能写信、读书、看报，收到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由于“北拉”没有标调，无法解决同音字问题，人们只能靠上下文揣测字义，经常闹误会。至于“国罗”，它虽然有四声的区别，但却辅以一套很复杂的变读法则，一般人很难掌握。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但很多音都拼不准。上世纪40 年代，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曾留下过一段难忘的记忆。他记得，当时英国老师用威妥玛式注音点名，当叫道“枪枪枪”时，半天没一个人回答，后来才有人反应过来，原来是在叫张长江。“枪枪枪是谁？我们谁也不知道。其实，威妥玛式里‘枪’、‘张’、‘江’都是一个拼法。张长江，就变成了‘枪枪枪’。”不仅如此， 重要人物 还曾被拼为ChiangKai-shek，翻译过来就是“常凯申”，让人哭笑不得。

巧妙的民族形式

这种各类拼音法并存的混乱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49 年10 月10 日，新中国成立仅十天，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便宣告成立，吴玉章为常务理事会**。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1952 年2 月5 日，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简称“文改会”）成立大会上，马叙伦传达了毛泽东的新指示。毛泽东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订。但何谓民族形式，毛泽东等人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经过将近一年的激烈讨论和设计，1953 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终于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不料，毛泽东在详细审读后，认为这套方案虽然在拼音方法上较为简单，但是笔画太复杂。他认为，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一边倒，不要复杂。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委员们开始分头制订新的拼音方案，但还是不能让人满意。

看着文字改革即将进入死胡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遂于1955 年10 月15 日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一个改变中国文字改革进程的重要人物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就是被誉为我国“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当时，准备赶回上海上课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周有光，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他留在文改会。尽管周有光的老本行是经济学，但解放前他就曾在上海参加过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动。

1954 年，一直对语言文字感兴趣的周有光，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字母的故事》。“这本薄薄的小书，笔调活泼，深入浅出。对于字母的起源、发展与传播讲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周有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一年，就在拼音方案小组的委员们对“何谓民族形式”争论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周有光又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在文中，周有光这样说道：“民族形式的形成，要经过一个习惯培养的时期。经过培养，胡琴可以变成国乐，旗袍可以变成汉服，外来的字母可以变成民族字母。对于英语来说，拉丁字母也是外来的字母，用它来拼英语，便成了英国的民族形式了。汉字的形式不适合字母要求，世界上最通行的是拉丁字母。我们与其另起炉灶，还不如采用它。”

此后不久，周有光便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鉴于当时苏联已将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中国与其是盟友，一些人又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在文字上结盟。于是，关于汉语的字母形式，再次引起激烈争论。

此种形势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经过仔细酝酿，他于1956 年1 月20 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毛泽东说，“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凡是外国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1956 年2 月20 日，《汉语拼音方案( 草案)》出台，草案明确提出：“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8 年2 月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一方案。

1958 年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正式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宗春启在1958 年是刚读一年级的小学生，他曾回忆说，当时打开新发的课本，“惊讶地发现课本的第一页是一些曲里拐弯的外国字母。除了方块汉字之外，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字。”但不久，宗春启就发现通过这些拉丁字母他能够学会很多生字。待学会拼音后，他便经常到新华书店去看书，“以前不认识的字，一拼就知道是什么了。那会儿，我看了好多书，也自己认识了好多字。”

在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吴建生回忆说，1960 年，年仅5 岁的她曾和母亲俞冰如从晋南小县城来到北京，参加十省市注音识字展览会。当时，一位工作人员把她领到舞台上，让她写“吴建生小朋友你好”，她便用汉语拼音写出了这句话。会后，吴玉章高兴地将这个小姑娘高高举起。

“在吴建生的故乡山西万荣，也因为用汉语拼音成功扫盲和推广普通话，成为全国的一面红旗。”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万荣县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一直在做扫盲工作，却收效甚微。《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据当时报告，“一般农民15 到20 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利用汉语拼音识字，100 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 个”。那时万荣无论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商店食堂，只要有汉字的地方，都被标上了汉语拼音。甚至于万荣县的村民，在地里干活休息时，也都互相学习拼音。

从此，汉语拼音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它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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