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

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厂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就是流传至今"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今山西夏县）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经过19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元丰7年（1084年）完成了《资治通鉴》的通史巨著，内容以总结历史统治者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主。在政治上，司马光守旧，竭力反对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长期辞官退居。宋神宗死后，他被召入京，主持国政，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政。司马光死后被追封为温国公，葬于家乡夏县。入朝为官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据史书记载，司马光幼年聪颖好学，尤喜《左氏春秋》，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他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他好读书，求甚解，又有选择，他不喜佛、老，对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仁宗宝元初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的时候，中进士甲科，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知同礼院，改并州通判。嘉佑六年（1061年）升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神宗即位后拜翰林学士。 在政治上，司马光是保守派领袖，他顽固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竭力反对、阻挠王安石变法。当神宗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时，他坚持不受，并以废除新法为条件相要挟。他还以故交旧友的面目三番五次给王安石写信，攻击其变法是“侵官、生事、征事、拒谏”，致使“天下怨谤”，遭到王安石的严厉批驳。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看到新法已势在必行，便自请离京，出知永兴军，第二年至洛阳，任两京御史台。清廉简朴 司马光政治保守，无可讳言；但他襟怀坦白，居官清廉，恭谦正直，不喜华靡的品格却也是公认的。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一直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以他为邻。 司马光敢于直谏，不阿谀奉承；他举忠斥奸，不为身谋。在一篇《谏院题名记》上，他要求做谏官的“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吁名者，犹汲吁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他曾经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他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更是一直被众传颂。仁宗皇帝临终前曾留下遗诏，要赏赐司马光等大臣一批金银财宝，司马光领衔上书，陈述国家穷困，不愿受赏。但几次都未被批准，最后他将赏赐自己的一份交给谏院，充作公费。他在洛阳任职时，曾买地修筑了一所居住、读书、游览的“独乐园”，幽雅简朴，他非常满意。但当皇上的使臣到这所宅院来向他问政时，却为这低矮的瓦房、间隔的陈设暗暗发笑，他不能相信名扬天下的“司马相公”会这样寒碜！司马光的妻子死后，没有钱办理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们主张借些钱，也该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呕心沥血著《通鉴》 司马光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主持编写了不朽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的名字将和这部著作一起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 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出仕后也一直坚持读书，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他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满架满架的都是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翰的朝野史籍，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间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在嘉佑年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了《通志》的编写和工作。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他写好的《通志》进献给英宗皇帝。《通志》共八卷，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供皇帝参考。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奉费用，增补人员，专事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感动，很快便在右掖门处的秘阁内设立了书局，并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讨论了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 第二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开经筵，在迩英阁进读《通志》，他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名《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要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这就更加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最后脱稿修成，前后共成时十九年。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全书计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取材甚广，网罗极富，除依据正史处，还采用了野史杂志三百二十余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极严，考辨异同，尽力求真，所以记述内容，比较翔实可信，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通鉴》文字以荀悦的《汉纪》为宗，力求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朴质精炼，富有文学意味。不仅可以作为历史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当作文学作品欣赏。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十九年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特别是在洛阳的十五年里，几乎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编书，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上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边没有一个草字。他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闷热难堪，洒下的汗珠把书稿都浸湿了。后来，他请匠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地方，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他对史料考核极其认真，追根寻源，反复推敲，不断修改。《通鉴》编成后，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啊！重执政废新法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宣仁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被起用为陈州知州，路过京城时，被留作门下侍郎，次年又升尚书左仆射，与吕公著（尚书右仆射）同执朝政。司马光执政后，便开始排斥打击变法派人士，接连上表，彻底废止新法。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朝廷赠以“太师”、“温国公”等称号，派专员扶灵柩返夏县安葬，谥“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