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与古希腊诸多天才的想象力相比，学院派的理论体系好像显得有些沉闷、古板，甚至不够富有激情，然而，没有激情、不讲究韵律、不以想象力和情感激动人为目的的科技哲学却长期保持着一种高度的理论自洽性和逻辑完整性，不仅为学院中人所有，为学院中人所有，而且也影响着学院以外的更多其他人。

这种影响不是通过其优美或震撼人心的诗史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其严肃的理性思考和精确的表达所表现出来的。也正因如此，学院派科学哲学对科技政策制定者和科技研究者与工真的观念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不免使很多科学哲学家们感叹，科学哲学竟也走上了为科技政策服务的不归路。不过，即使学院派科学哲学从理论中推出的一系列结论对科技政策制定者和科技研究人员形成的观念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使学院派科学哲学的这些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学院派科学哲学毕竟不是科技政策的助手、科技政策制定者和科技研究人员观念形成的帮手。也许，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学院派才有了自觉的疏离政策研究的态度形成的。然而，即使在哲学领域内将数学方法、历史方法和技术方法三者统一起来的现代科学哲学还没有产生之前，学院派的各位大师们就已广泛采用了历史方法和技术方法。如在评价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时，穆勒就用了技术方法，即他所谓的“对批判各部分的批评”，“指出其不充实之处”。并且，他还用历史方法来检验自己的批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历史”。“符合历史”即符合康德批评之前的时代精神的现实要求。近代哲学从笛卡尔起，到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都深信认识具有一种永恒性的形式，哲学上的“确定性”和“可靠”的概念是牢固的。从培根对科学方法的论证可以看出，从笛卡尔到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哲学家们所用的“演绎法”的实质就是只允许有结论，不承认其他的可能性。而康德虽然在理论上承认可以有不同的结论，即他所谓的“批判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终结的决断，只应当被看作是一种运思的运动的终结”，实际上，在实际运用时，他认为，尽管不同的意见和见解可能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不过，作为公正的审判者，他必须赞成“真理”的一个方面。这就是说，他对某一结论的赞同，并不是基于它的前提的真理性，而是基于他作为公正的判定者的威信。然而，在他以后的时代，整个欧洲不仅经历了思想解放和民主化运动，也经历了科学技术的大进步。在这种时代精神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并且从这一时代精神出发来理解批判的下一世代的人们，用技术方法来检验康德的“批判”时，就对康德的“批判”采取了坚决不接受的态度。正如德国当代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康德和启蒙运动一起已成过去。”从穆勒所用的“技术方法”所具有的解构和批判功能来看，这种“技术方法”本质上就是一种用批判的勇气否定一切权威（从认识论上讲，即：否定一切既成真理）的真理追求。只有否定了权威，才能发现真理。由于对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为此确立了历史方法的恰当位置，当代许多哲学家把历史方法和技术方法统一起来，使其实践性得以加强。他们在考察和分析理论观念的历史活动时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即检验、批评一种理论观念历史活动的方法，已不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上的描述，也不再只是单纯地依靠“认识论上的诚实”这样的品格境界，而是力图用一系列的“技术方法”来证明或否定某一理论观念的历史活动所呈现出的合理性的程度。“合理性”是各种“技术方法”所要检验的唯一标准，是各种“技术方法”批评某一理论观念的历更活动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保持了历史方法应有的独立品格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否正确地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的真理的主要依据。检验某一理论观念的历更活动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技术方法”除了历史方法之外，还包含着其他一些新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实验方法，尤其重要。实验方法与以往从实践中产生的方法相比，它具有更大的客观性和规范性。用实验方法来检验某一理论观念的历更活动所获得的知识是否正确，也就是要考察这一理论观念对其历史时期的实践是否是正确的反映，是否正确地表达了这一历史时期内人们利益相关联的活生生的实践状态。实验方法所含有的“可重复性”标准，使得那些在理论上为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或人为设置的价值目标成为了检验理论观念的历史活动的合理性的客观依据。然而，由于人们无法在一个实践情境中把全部的社会生活真实全部复现出来，在检验实践观念的历史活动时，人们只能检验其中的一部分相对独立的发展环节，即只能从历史发展过程中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或情景，作为检验这些实践观念合理性或正确性的根据或标准。这种类型的具体化了的实践观念的历史活动便是“历史事实”。只要有可能，检验思想观念和理论观点的正确性或合理性的实践也应该尽可能具体化，即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作为检验的依据和标准。思想观念的理论体系越是抽象，越有普遍性，要将之正确地阐述出来，以便为历史方法提供正确的审视对象，为技术方法提供合理的批判标准，就越需要具体的实践观念的历史来作为检验思想的理论正确性的具体标准。由于理论观念和历史实践都是变动的，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必然的对应关系，是否保持着合理性的稳定性就必须要用可度量的理论术语和可验证的历史事实这两个具有相对性的标准来衡量了。这就是历史方法和技术方法在当代统一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