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75年到1880年。

清政府先后在英、德、日本、法、美、俄、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等八个国家建立使馆，派遣了常驻使节。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清政府和它们的关系在整个对外关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时虽属草创，有其不完备之处，但它奠定了整个清代驻外使馆的基础，确立了清代驻外使馆的基本体制，从数量上也占了清代驻外使馆总数的二分之一。这是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清政府的外交体制完备起来。改变了1861年后长达14年的只有国内外交机关而没有驻外外交机构的不正常状态。也使原来对外交涉中，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的单轨道变为有来有往的双轨道。拖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清朝外交官进入了西方官场和外交界。中国完全进入国际社会并成为它的正式一员。驻外使馆的建立，是清政府70年代面临普遍的边疆危机和采取相对开放政策情况下的产物。设立驻外使馆这个建议首先来自西方，并且写进了不平等条约里，但清政府首先考虑的对象却是日本，因为它认为目本是边疆危机中对中国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另一方面，采取积极的政策保护华侨和派遣留学生似乎可以被看作70年代清政府采取相对开放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例证。但是，驻外使馆从讨论到建立的过程毕竟是太缓慢了。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清政府一直不愿意在形式上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觐见礼节的纠纷及造成的延误，就是最好的说明。其次，是由于清政府在外交上得过且过的情性，虽然总理衙门很早就认为有必要建立驻外使馆，并对此以进行讨论和派遣临时使节的尝试，但危机一过，就又搁置一边。从1868年清政府上下基本赞成到1875年正式决定设立驻外使馆，又过了七年，如果没有马嘉理案，准确的时间仍然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