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当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夫人，利用学术休假到日本访学时，其间的几周，他只是计划到中国观光。
出乎意料，在其著名的中国学生的邀请和努力下，杜威戏剧般地在中国住了两年多的时间，见证并参与到声势浩大的 “五四” 运动，发表200多场演讲，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席卷了中国学界；他获得崇高地位，孙中山先生登门拜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称他为“西方的孔子”。在杜威访华百年后，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仍受到追捧，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了38卷的《杜威全集》和《杜威在华学谱》，北京大学出版了《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等。但20世纪初，在美国教育的多种哲学理念中，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只是其中一个，而且一直有相当争议。今天，在杜威提出并发展实用主义的两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看上去不那么实用的经典人文教育是其大学本科的核心课程。100年间，中美两国学界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评价大相径庭，而同时代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却极少在中国学界被提及和讨论。为什么？胡适是杜威在中国最著名的学生。20世纪上半叶，东南大学梅光迪教授和以他为代表的“学衡派”，曾针锋相对批评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实用主义理论，但败下阵来，并被尘封和遗忘。如胡适所言：“今年（1922）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梅光迪说的：‘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这种议论真是无的放矢。……《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今天，在中国学术界倡导通才教育、反省功利教育问题之时，我从胡适与《新青年》、梅光迪与《学衡》两条线索出发，追寻并反思杜威实用主义理论对百年中国教育的影响。192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hn Erskine为本科生创立的荣誉文学课程——西方经典阅读，今天发展为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核心课程——伟大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