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经济的长期繁荣、稳定。

从初唐、武周到盛唐这一百多年，社会经济不仅从隋末满目萧条的状况中迅速恢复，而且稳定发展百年以上，实现了西汉以来少有的治世、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历史学家总喜欢比较欧亚大陆两端，研究所谓“轴心文明”的演化进程。他们发现，“罗马帝国VS汉帝国”有颇多共同之处：比如都疆域辽阔、影响深远，奠定各自文明的基础；持续时间都在四百年左右；汉朝分为“西汉”“东汉”，罗马也先后有“西罗马”、“东罗马”等。然而，欧洲自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后，再也没有统一过；东亚在汉朝覆亡后，虽也经过近4个世纪的分裂与混乱——晋、隋短暂统一，又迅速分裂；但大唐289年、尤其前期100多年，再现并超越了汉的辉煌。自此以后，中国再也没有超百年的大动荡、大分裂时代，不像中世纪后四分五裂的欧洲。东方文明，也维持了一千多年的强势。具体来说，唐代经济的突出成就包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经济总量迅猛发展，逐步接近、乃至超越了黄河流域的水平。这既得益于东吴、东晋等六朝以来，南方的长期持续开发；也得益于一些具体农业技术的出现、突破，比如“铁犁牛耕”、“江东犁”、“一年两熟”水稻种植，以及富有成效的水利建设等。安史之乱后，这个趋势越发明显。对比战乱频频的北方，南方相对安定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移民，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持续繁盛；“苏湖熟、天下足”逐渐成为事实。不仅农业发展迅速，商业也特别发达。唐朝定都长安意味着，来自于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铁骑，成为现实的威胁。盛唐国力强大后，派遣雄师远征，横扫沙漠、打通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控制范围远延中亚；商业上的收获，则是天生的商贾——阿拉伯人、波斯人，成群结队地沿着这条路来到长安、寻觅商机；驼铃声声，铸就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失去控制，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大量的丝绸、茶叶、陶瓷等转向南方，寻求出路；又意外地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迅速崛起，商贸往来异常活跃。如韩愈描述过的：“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手工业也有巨大成就。比如丝绸之路货物的主力之一，就是“中国制造”的丝绸——各式各样的锦、绢、绫、罗、绮、缎，上面印制精致的民族图案，受到世界各地的疯狂追捧。丝绸的制作，拉动了蚕桑业、纺丝业、织造业等的繁荣发展。再如陶瓷业——著名的越窑青瓷、秘色瓷、“唐三彩”，成为丝绸以外的第二大主力。当时，除了中国，世界各地都不具备烧窑制瓷的工业能力，要拥有如此轻便、既美观又实用的容器，只能通过外贸渠道。此外，造纸业、造船业等等也成就斐然。商品经济是如此发达，远距离贸易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唐代第一次出现了带有“纸币”概念的票据：“飞钱”。从长安、扬州出发，到广州山遥水远，大宗货物交易需要大量的铜钱，既不安全又不便携，商人们便发明了基于信用的“票据汇兑”——金融业务雏形出现。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大唐经济确实曾非常繁荣，但真要论发达、富裕的程度，历朝历代，倒未必能排在最前面！宋、明、清甚至隋的鼎盛时期，都是它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尤其宋代，史家公认经济最繁荣、文化最丰盛、人民最富裕。陈寅恪先生所谓“盖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肇极于赵宋之世”。农业经济比较简单，人口就能说明点问题：大唐高峰时9000万，算创历史新高了；而北宋竟达1.3亿之多；明鼎盛时2亿；清乾隆时更达到4亿的峰值。大唐的魅力，除经济繁荣外，还来自于强大的军事力量、广阔无垠的疆土面积，鼎盛期国土1240万平方公里。不过，这张图基本也就在“开元”早期，持续时间并不长。经过安史之乱、进入藩镇割据的中晚唐之后，疆域迅速缩水；不仅痛失河西走廊，被吐蕃、回纥侵吞了大部分国土；而且黄河以北的很多区域，中央都失去了人、财、物的实际控制，只勉强维持着名义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