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的职务，与吴鼎、汤修慧、潘公弼等人创办了《京报》。

邵飘萍任社长，他提笔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于编辑室内，以此自勉。这一年，他倡议建立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被北京大学聘为导师，开创了我国的新闻教育。在五四运动中，邵飘萍在《京报》发表《勖我学生》、《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等多篇时评，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报纸因而被封，他被迫再次流亡海外。1920年，邵飘萍回到北京，《京报》复刊。“二·七”惨案后，《京报》大量刊登支持工人、声援罢工斗争的文章，“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下令《京报》停止刊登日、英广告，同时免费刊登爱国广告。1925年10月26日，京报馆由珠巢街迁至魏染胡同新址。《京报》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揭露政治的黑暗，为民众呐喊请命。他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命运；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屡次发表揭露政府腐败的文章。《京报》的进步倾向惹怒了当权军阀，1926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后，被列入黑名单的邵飘萍不得不避入六国饭店。当年的4月24日下午6时许，邵飘萍在返回京报馆处理完事务后，准备乘车回六国饭店，当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被军阀政府抓捕，京报旋即被查封。尽管社会各界积极营救，但军阀政府必欲置先生于死地，26日凌晨，直奉联军总执法处对邵飘萍草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审讯后，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判他死刑。当日5时许，邵飘萍在天桥刑场遇害，他践行了新闻救国的理想，不惜以身相殉。《京报》的另一位创办者吴鼎，也是位20世纪初的中国优秀报人。吴鼎，字定九，上海嘉定外岗镇人。1913年3月由江苏省行政公署教育司公派赴日本留学，在名古屋工业专门学校学习土木工程。留学期间，吴鼎在东京结识了邵飘萍，志趣相投的二人遂成密友。1918年3月，吴鼎毕业，回国后任职于北京市政公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了战胜国，他奉命负责改建原位于西总布胡同的庚子国耻建筑“克林德碑”，完工后将其更名为“公理战胜”牌坊（1952年改名为“保卫和平”牌坊），矗立于中山公园南门内。这之后，他与邵飘萍合作创办《京报》。1923年，吴鼎辞去市政公所公职，专职于京报社，并出任总经理。1925年，《京报》馆在宣武门外魏染胡同建成新馆，从实地勘测到画图设计均由吴鼎精心策划实施，镌刻在楼顶上端的“京报”两个大字，及《京报》报头也是出自他的手笔。1925年10月26日，京报馆由珠巢街迁至魏染胡同新址。吴鼎除负责《京报》的经营管理外还从事采访、写作。曾对冯玉祥进京、孙中山病逝等重大历史事件作过专题采访。办报之余，吴鼎潜心新闻学理论的研究，所著《新闻事业经营法》一书，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新闻经营管理方面的专著，专业指导性强，实用价值高，具有开拓性。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在《京报》馆附近被奉系军阀逮捕，吴鼎逾墙而逃，幸免于难。邵被害后，《京报》被封，两年后随奉系军阀倒台而得以复刊。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使《京报》复刊，吴鼎费尽了心力，终因长期过度操劳而积劳成疾，患上肺痨病，于1930年5月病逝，年仅40岁。北京的新闻界同仁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南洋中学也送了花圈，对这位杰出新闻人才的英年早逝无不扼腕叹息，誉为“京报元勋”、“京报元功”。这之后，《京报》就由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主持。这位中国报业的女中豪杰，与邵飘萍具有同样的风骨，1931年9月20日，她不惜以死为价，率先报道了“九一八”事变。《京报》最终在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前的1937年7月28日出版了最后一期，走完了它19年不凡的风雨历程，但它在中国新闻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