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学术讨论会综述花勇 邱吉青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由全国国际政治研究会、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环太研究中心四家单位联合举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学术讨论会于2008年12月13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举行。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苏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名代表参加了讨论。此次讨论会主要围绕三个专题展开。专题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探索未来三十年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是本专题探讨的主要内容。中国人民大学罗天虹教授介绍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e68a84e8a2ade799bee5baa631333238666366“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作为最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和经济之间哲理关系的认识为基础。“世界历史”理论同时也是一种体系理论，主要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世界历史”理论本质上是历史进步主义，关注两大主题：一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面貌；二是明确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即世界将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方法上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方向上表现为革命主义，在政策倾向上表现为国际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关注宏观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历史内涵，内在承载着人类价值和人类解放，融科学、规范和价值于一体。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学理层面表现为批判主义，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揭露和否定，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与其革命实践是紧密联系的，包含着政治行动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政策倾向是以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辩证思考为基础，不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对马克思民族主义学说这一颇具争议性的问题，罗教授认为马克思最早揭示了民族主义的致命缺陷，但并未全盘否定民族主义，而是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来阐释它。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上海社科院曹泳鑫研究员做了总结。他认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偏差，片面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没有亲自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解读，没有结合中国外交思想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中国外交实践和国际关系实践之间存在差距。由此，曹泳鑫研究员提出，中国学派的创立，不仅是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理论阐释和理论总结，更要对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实践的规律性和延续性进行探索。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未来的前景如何？苏州大学钮菊生教授对此作了辩证地分析和解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的，会有阻力和曲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将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历史性的贡献。在人类走向和谐共处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极有可能最终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学者们就三位演讲人的报告和本专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指导地位，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来分析国际社会的变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要重点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对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成果，要批判地借鉴，不能偏听偏信。西方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不足以解释国际关系中的众多复杂现象，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些理论范式的不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必须要在系统化建设上下功夫，避免实用主义、片面化、庸俗化倾向。从建构主义和实践哲学出发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值得挖掘。专题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借鉴与反思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成绩卓著：翻译了大量理论著作，特别是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引进了三大主流理论；就安全、合作、均势、认同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吸收西方理论和方法优点的基础上，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不足：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系统化的概括、提炼和创造性转换还有待提高；在结合中国丰富的外交实践、形成中国视角和中国学派方面也有巨大的努力空间。具体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借鉴方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周桂银教授总结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学习和借鉴西方现实主义理论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但存在一些不足：现实主义思想发展史介绍较少；西方现实主义内部的具体分歧和继承性分析不具体、不深入，缺乏比较研究；过于集中对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忽视了对其他重要人物的系统分析；运用现实主义理论和方法进行案例研究时，缺乏历史深度和历史穿透力，存在方法错位或混乱，中国意识不强。周教授提出，中国式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既要有历史研究的积淀，又要有中国问题的自觉意识。在新自由制度主义方面，中国政法大学刘贞晔副教授介绍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最新发展。新自由制度主义就国际制度的分析研究，对国家的主权观和世界观进行了部分程度的解构，促使了民族国家以渐进的方式融入国际制度。新自由制度主义引起了外交思维的变革，逐步形成了制度建设和制度安排基础上处理公共问题的多边主义和周边主义理念。制度对创始者和后加入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后来者既有相容性也有排斥性。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同样重要，但中国学界对制度供给的研究明显不足。新自由制度主义对霸权性制度研究存在欠缺，没有深入剖析权力在制度中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郭树勇教授则谈到了建构主义理论借鉴中的中国化问题。建构主义借助社会学方法，强调身份、认同、规范等社会性观念，突出实践哲学的力量，是对国际关系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革命。建构主义中国化反映了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现实需求，值得积极对待。建构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实际的发展中显现为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引进建构主义后，在中国的语境下理解和运用建构主义，这一境界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第二境界，学科的自觉和中国问题的挖掘，突出强烈的中国意识，但并没有放弃建构主义的工具价值；第三境界，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实现创造性转换，将建构主义纳入中国的文化体系。郭教授认为，建构主义中国化与其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一样，总体上处于第一境界向第二境界过渡的阶段，借鉴的任务尚未完成，创新的压力更为迫切。近几年建构主义的中国化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中国外交中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和谐世界、和平发展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是对建构主义文化观念的回应； 对中国古代体系文化的重读，这方面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著作；学界日益关注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和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学科创立，学科自觉性意识非常突出。现阶段，建构主义中国化也面临一些困难：学界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本土化的创新意识引起的急躁情绪；建构主义若干概念的洋化等。建构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创造性转换，需要学者们具有扎实广泛的哲学、社会学等知识和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全面深刻把握。针对西方三大主流理论的借鉴和反思，一些学术前辈们高屋建瓴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指出，从行为主义革命转向建构主义革命，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向国际政治社会学，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不可低估。建构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值得研究，可能是建构中国学派的突破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郭隆隆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生动的外交实践推动了中国学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西方核心理论的学习，符合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他主张学习西方理论必须要着眼于服务中国的发展。北京大学王正毅教授评价道，前一阶段的西学东用过多关注了理论范式，而相对轻视了问题领域的研究。他提出中国学界应该更多关注国际关系中问题领域的争论，围绕具体的问题进行扎实系统的研究。浙江大学章前明教授在肯定了建构主义中国化和国际政治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分析了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的密切联系，认为二者都关注共有知识的社会管理，二者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相互借鉴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专题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前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科体系已经确立，研究水平显著提升，人才队伍结构合理。与会学者们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就未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上海社科院胡键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马凤书教授和翟新副教授分别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日本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胡键教授认为，和平发展的时代主旋律，相互依赖、合作共处的国际时代特征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加入国际制度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避免了大国之间的直接交战，这使得中国的大国成长之路不同于英、德、日、美、苏等国的模式。和平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中国新的国际政治观产生的时空条件。新的国际政治观倡导多元文明共存共生，以建设和谐世界为总体目标，秉着“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基本原则，解决国际争端。但中国的成长现阶段也面临一些“烦恼”，主要是中国“模式威胁论”、中国“民主赤字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等。胡教授主张，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应该加强软实力建设，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马凤书教授介绍了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主要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必须以实际的利益来定义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外交政策，强调要抵制内外威胁，保障国家安全。自由主义提倡用多边国际体制保证国际体系的稳定，强调采取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来改造俄罗斯社会，使俄罗斯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马教授认为，现阶段现实主义在俄罗斯处于优势。翟新副教授概述了日本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日本国际关系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论（主要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地域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只占了很小的分量。日本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侧重对理论中普遍性价值部分的挖掘和普及，注重在各领域的具体研究中进行知识的综合和创新，研究过程中，注意分析框架的设置和分析问题的视角。日本的国际关系理论普遍接受西方的理论，缺少本土化的色彩。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成熟，无法完整地解释和预测国际现象。日本学者相对比较轻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三位学者的发言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前景，与会专家们进行了点评和瞻望。上海交通大学叶江教授认为可以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分为两个三十年即1949—1979年和1979—2009年。前三十年强调国际主义和革命主义，后三十年强调主权至上，突出国家利益。未来三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应关注全球治理，重新回归国际主义（全球主义），不仅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促进现有国际体系的完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应关注全球利益、国家利益、个人利益，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钮汉章教授指出，日本、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介绍，为大家打开了新的视野，从不同侧面给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启示。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未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必须克服理论与实践相脱离、革命主义惯性等问题。在总结发言中，金应忠教授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30年。前30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后30年研究确立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科地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根源在于破除两个“本本主义”，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二是过于迷信西方主流理论的“本本主义”。金教授认为，摆脱“本本主义”，创建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学派建设的重要任务。30年的成就为未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理论发展体系完善，不仅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多方面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成果，也越来越重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理论贡献；现有的研究深度已经超越从前；中国外交实践大幅度的向前发展。金教授就未来30年理论研究的发展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已经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进入核心。在国际体系的发展中，是作为独立的个体抑或引导的主体？中国扮演何种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30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水平。王正毅教授提出“知识生产者”来概括中国学者创建中国学派的强烈愿望，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以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主要研究四大问题：剩余转让、工资水平、不等价交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来说，马克思主要研究落后的德国如何赶超英国。当时的马克思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王教授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做了对比。这三者都认同两个假设：资本世界体系是一个整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核心边缘结构。最大的区别在于，对造成核心边缘的动力认识上存在差异：马克思主义认为核心剥削边缘，核心国家通过不等价交换使其他国家处于边缘状态，自由主义认为核心的比较优势是动力所在，现实主义则认为是核心国家采取了合理的国家战略。倪世雄教授在总结中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整个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历史性变化，为国际关系学科的恢复和人才的培养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使得30年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队伍人才济济，生机无限。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局面。倪教授就自己几十年的研究体会提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和时代的紧密联系需要深刻挖掘；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目的在于形成和培养中国视角，现在的视角还不够明朗；中国学派的建设必须加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化建设。俞正梁教授对国际关系领域中青年学者的突出表现倍加肯定。对范式争论转向议题研究这一问题，俞教授表示，范式讨论一般对应于国际政治，议题研究相对应于全球政治。全球政治主要关注全球议程上公共问题的研究，研究最后形成的理念、思想、理论体系会促发新的范式，新产生的范式会超越旧的国际政治的范式。就如何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俞教授提出，世界转型的方向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方向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为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领域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提供了优势条件。与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主要源于中国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学派的建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借鉴其它国家的理论研究成果，着眼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服务于中国外交的发展需要。学者们高度评价了上海地区学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的先锋性的贡献，对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为本次会议的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