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包括从上古一直到19世纪的漫长岁月。

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可以划为以下四个时期：1．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是弥生时代和大和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中日交往的路线大多经过朝鲜半岛，从陆路过海峡或沿岸航行。交流方式主要通过中国移民赴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交流内容偏重于物质文化层面，如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在这个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是徐福。《史记》记述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山东一位方士徐福上书说：东海之中有“三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岛上有神仙和仙草。秦始皇闻讯大喜，便派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人”。但以后徐福竟一去不返，找到一片“平原广泽”，自立为王。以后，中国的历代文人都把徐福奉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

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召见日本僧人绝海中津，两人赋诗唱和，也提到徐福。日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传说，不少地方都有关于徐福的遗迹和故事。例如，九州佐贺县的伊万里港传说是徐福舰队到日本登陆的地方。在和歌山县新宫市有徐墓。据说徐福曾经在佐贺市的金立山住过，因此当地居民建金立神社奉祀徐福。佐贺县每50年举行一次隆重的“徐福大祭”，较近一次是1980年。当地还流传着徐福登金立山遥望西方怀念家乡的故事，甚至还有徐福和土著酋长的女儿阿辰的爱情经历，这就很带有浪漫色彩了。

2．公元6世纪至9世纪，即中国隋、唐时期，日本是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这个时期的交流路线则以直接渡海为主，交流方式有使节人员往来，尤其是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较好次高潮。交流内容则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如日本学习唐朝律令制度实现 “大化革新”，同时也涉及精神文化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等方面。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公元742年，日本派人到扬州大明寺邀聘鉴真及其弟子东渡。弟子们害怕渡海风险，起初无人答应，而年过半百的鉴真却毅然说道：“为了弘法传道，何惜身命!”在他的感召下，有21人愿意跟随师父赴日。但是，在12年中，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五次失败，鉴真双目失明，九死一生，但是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终于于753年12月20日抵达日本。日本的官方、民间佛教界对鉴真的到来极为重视，为他设坛授戒。

756年孝谦天皇任命他为大僧都，统理日本僧佛事务。

759年，鉴真及其弟子们苦心经营，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此后即在那里传律授戒，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

763年鉴真在唐招提寺逝世，享年76岁。

3．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即中国五代和宋、元时期，日本是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中、日之间虽然基本上没有正式使臣互聘，但是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却十分活跃，两国也通过这些途经进行官方联系和文化交流，尤其是僧人，在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4．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即中国明清时期，日本是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与江户时代。这个时期交流方式更加多样化，既有贸易（如明代的勘合贸易、清代的信牌贸易），又有移民甚至战争。交流的内容除物质的商品贸易外，更突出精神文化，而且逐渐从佛教这一重点转移到儒学、美术、书法、医学以及政治和经济上来。这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交流，反映出日、中两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化过程中的一些特点。例如，日本的雪舟和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人物。他1420年出生在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12岁入寺为僧，绘画天分极高，在京都相国寺学习禅宗，又学习绘画。他十分向往来中国加强这些方面的学习，在48岁时终于实现了这一夙愿。在从中国唐代开始的一千多年中，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吸取中国文化为主。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政权，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地强盛起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更多的知识分子要了解日本，借鉴日本的成就，吸取日本的文化，向日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