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玉琨1927年在宝鸡戴家湾盗掘古墓时，日上民工千余人，持续时间半年之久，其规模空前，对文物的破坏影响深远。
他与当时军界的盗宝枭雄靳云鹗、孙殿英齐名，被当作“三大盗宝枭雄”之一。党玉琨当年虽是地方军阀头目，但他对古董这一行比较熟悉，盗掘中又从西安雇请了一些懂行的人作技术指导，如解放后曾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郑郁文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器物名称都是他们定的，后来我们调查中发现除铜禁定名不准外，其他都没有什么错误，这非一般的文物常识所能做到的。宝鸡戴家湾出土的这批青铜器大部分从天津卖到了国外。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先生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据住在美国的日本白江信三氏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天津冯玉祥（应为宋哲元）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森氏藏的告田觥（后归日本东京大藏龟氏，现归香港陈仁涛收藏）及簋，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森多三郎氏购自天津，再卖给波士顿的”。显然，戴家湾的这批珍宝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从天津流传到了日本和美国的。这一点，被陈梦家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在美国讲学时所见到的给予证明。陈梦家先生当时把在美国各博物馆、大学和古董商那里所能见到的中国殷周青铜器都拍了照片，拓了铭文，记了尺寸，并考证了来源。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涉及到党玉琨和斗鸡台戴家湾。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编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图录》中可以看出，美国大都会等博物馆，光收藏党玉琨盗掘的宝鸡斗鸡台戴家湾之青铜器就达22件之多。现流入美国的许多青铜器，如鸟纹提梁卣等，都是宝鸡斗鸡台之戴家湾出土的。现存日本和英国的许多中国青铜器，也是这样，有的还注明出自中国陕西宝鸡。《金文历朔疏证》是1934年出版，从时间推测，收入此器的拓本可能是吉鸿昌将军1931年10月8日参观美国博物馆时发现并带回的，因宝鸡当时属凤翔府辖，所以注明“凤翔新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