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世纪西欧其他地区尚沉浸于封建王权秩序,权力仅限于国王和少数公侯精英时,意大利城市已经大张旗鼓地尝试基于广泛政治参与的共和制政府。
这一原创性的自发秩序的构建努力,不失为一场伟大的“实验”。但遗憾地是,这一系列政制“实验”没能给城市带来和平和安宁,也没有解决困扰城市的长期矛盾。首先,城市公社自诞生之日起就走上了扩张疆域、兼并邻近村落和城镇的道路,城市间竞争和冲突此起彼伏。在1190年至1250年,敌对的城市间发生了1465场战争。其次,北方帝国的南征、帝国与教皇之间绵延不断的权力斗争及其为此对中北部城市的介入、后期安茹王朝的入场等,成为意大利自治城市的长期“外患”。最后是“内忧”——城市长久的内部派系冲突,造成政权严重动荡。频繁的战事和危急状态,成为每一个城市长期的内在负担。一个接一个战争,给城市的政治和财政制度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公社政体最主要的问题,是它的稳定性。一方面政府职位的任期很短——长的通常是一年,短的只有半年、甚至2个月——轮替过于频繁,难以保持政策连续性;另一方面,政权内部纷争剧烈。公社起源于不同阶层和团体的联合共治,但根深蒂固的血缘纽带和帮派归属意识,使得团体间的冲突绵延不绝。而大多数的党争,派生自城市豪族间早已充斥的种种世仇——正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展示的那样。从13世纪初开始,随着工商市民阶层上升为城市的主流力量并投身政治参与,不少城市公社的权力逐渐落到民众集团(Popolo)手中。民众集团为了防范豪族对民众政权的威胁,经常采用古希腊城邦的放逐之法,将反对派或威胁民众政权的贵族驱逐于城市之外。城市政治暴力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意大利各城市又演绎出帝国派(又称吉伯林派)和教皇派(又称归尔甫派)的争斗,各政治集团和家族分别站队、结盟,大打出手。党派实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1250年之后,城市内部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进入高潮。联盟更加旗帜鲜明,对抗更加不容妥协,战争变得更加血腥和昂贵。大规模的驱逐和对政敌的财产没收,成为常规手段。
1261年,米兰民众集团当政的公社政府抓获了900名对米兰发动战争的被逐贵族,公社抵制了市民以血还血的清洗要求,但在转移人犯过程中,暴民抓到了一些贵族,并屠杀之。政治纷争和暴力的持续,使得共和政权无法取得内部妥协、形成共识或者求同存异,当诉诸暴力成为一种解决争执的惯常手段,共和政体的末路也就注定了。除了稳定性,共和政体还有其他缺陷,比如决策缓慢滞后、核心政务信息缺乏隐秘性、外交上优柔寡断和不可预见等等。这些特点使得共和政权脆弱涣散,缺乏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