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至迟公元前1世纪，中原王朝已开始经海路进行对外交流。

但是，作为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宋代之前的海上活动在国家事务中并不重要。宋代，由于北方长期战乱，朝廷开始注重商业，鼓励海外贸易，海上活动由此进入空前繁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元代是我国古代海上活动最为频繁、海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超过了陆上丝绸之路。元朝海船远至波斯湾和红海海岸，欧洲和非洲的旅行者也经由海路往返于东西方世界，海外贸易和海上对外交流达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高峰，为明代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实行海禁政策，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多重因素推动海上丝路繁荣海上丝绸之路在元代之所以日益繁荣，源于多重因素。 第一，元朝在征服过程中增加了对海外世界的了解。蒙古民族征服欧亚大陆后，其边境很快到达海岸线，并进一步展开海外征服。忽必烈统治早期，就不断遣使招降海外诸国。畏兀人亦黑迷失曾五次奉命出海，前往印度、斯里兰卡、占城、苏门答腊等地招谕。杨庭璧四次前往印度西海岸的俱蓝国，一路招谕诸国，令其奉表入贡。在招降的同时，元朝军队东征日本，南攻安南、占城，至元末年又远征爪哇。在这些战争中，元朝对海外世界的了解大大增加。第二，元朝在与南宋作战和海运粮食的过程中锻炼了航海和造船技术。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元朝建立了一支强大水师，前后造船共8000余艘。南宋灭亡后，元朝又接收了南方水军和船只，水军力量大大增强。元朝中央设立海运万户府，每年用海船把江南的粮食大批运往大都，海运变成常规的运输方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航海的技术和经验。第三，元朝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以及皇室对奢侈品和珍禽异兽的需求，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元朝政府在各港口设置市舶司，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此外，还出资设立“官本船”，依靠国家资本出海运营。这些船只除出海经商外，还肩负着寻找珍宝、药物以及运送使者的任务。在政府鼓励海外贸易的背景下，南海和印度洋的商人蜂拥而至，马可·波罗描述泉州港时说：“假如有一只载着胡椒的船去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到奉基督教诸国的港口，那么按照比例，必有一百艘船来到这座刺桐（即泉州）港。”此外，蒙古统治范围的扩张增加了东西交流的需求。元朝一直与伊利汗国保持友好关系，互派使者。在元朝与中亚诸汗国交战期间，陆路安全无法保障，双方联络多经由海路，亦是海上交通道兴起的重要原因。海上丝路往来趋于繁盛从13世纪后期到14世纪中期，中国作为海上主导力量的趋势开始显现。宋代之前，尚没有明确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证据证明中国海船曾经进入印度洋。而到了元代，国家影响力首次延伸到波斯湾地区，与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周边国家产生了密切联系。中国的海船与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地区保持频繁往来，在印度海岸建立了定期往返的商旅贸易点，与伊朗南部的忽里模子港长期密切联络，也有了中国航船到达非洲东岸的记载。可见，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空前扩大。经过长期海外贸易，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极为繁盛，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以及各种日用品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根据《真腊风土记》记载，真腊人原本用树叶盛饭，以手抓取食用，大量中国货物进入后，当地人改用中国瓷盘或铜盘盛饭，地上铺着明州的草席，达官贵人出行仪仗中的伞盖用中国红绢制成。波斯史学家也多次提到，来自中国的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纸、墨、孔雀、马具、毛毡、肉桂和大黄等，并强调丝绸和瓷器是中国最好的东西。在海上活动空前频繁的背景下，元朝的造船技术快速发展。无数的海上旅行者为中国大帆船感到震惊，马可·波罗提到，元朝前期的中国海船每艘需要300名水手，船上能装载5000—6000筐胡椒，有单层甲板、60个舱房、4—6面帆。伊本·白图泰于元朝末期到达中国，他描述的中国海船每艘有600名水手和400名武士，有12面帆和4层甲板，船上有客房、套间、商号，每个套间包括客房和盥洗室。由于海上交通便捷，大量商人、使者、传教士和旅行者通过海路出行，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欧洲旅行者马可·波罗、鄂多立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都曾搭乘海船，经过东南亚和印度洋，来往于东西方之间，并分别留下了著名游记，记录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中国的汪大渊在青年时期两次出海，分别前往东洋和西洋海域进行游历贸易，留下了重要的海洋方志《岛夷志略》，记录了200多个国名和地名，其中不少是首次见于中国著录，涉及的地理范围东至菲律宾群岛，西至非洲。海路交通的发展也使得海外使者络绎而来，仅忽必烈统治时期，约有40个国家和地区入贡达110次。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元代地图编纂也达到新的高峰。札马剌丁受命编纂元代地理总籍时，曾经全面搜集舆地资料，其中包括各种波斯文海图。这些海图被称为“海道回回文剌那麻”，回回文即波斯语，剌那麻是波斯语“路书”的音译。这些资料都被编入元代《大一统志》，其中包括一幅完整的彩绘全图《天下地理总图》，从“日出处”即太平洋海滨到“日没处”即西域以西。明代的《大明混一图》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也是基于元代地理总图修撰而成。海上丝路构建交通网络考古资料表明，在距今五千年前，已经有人类跨海航行的活动痕迹。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大海上不断有水手、商人、传教士和旅行者航行往来，寻找新的货物、新的土地或一切未知之物。这些航行者的往来，沟通了海洋两岸的陆地，通过海洋进行的交流，尤其是长距离贸易，使海洋成为一个共同空间。从元朝初年起，中央政府开始实行“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海外贸易政策。在这种政策鼓励之下，远距离贸易越来越频繁，各地区之间相互交换的不仅有商品，而且有知识、信仰、观念，国家之间的联系因之趋于密切。元朝使者杨庭璧带领使团到达印度东南部的马八儿国时，宰相马因的与不阿里二人热情接待他们，原因是“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无以为报”。不阿里的祖籍在阿拉伯半岛东岸阿曼的沿海城市哈剌合（Halhat），11—12世纪，阿曼地区陷入混乱，当地居民不断经海路迁移到波斯湾和印度洋其他地区，不阿里的祖辈迁徙到马八儿国。他的父亲与马八儿国王以兄弟相称，但父亲去世后，不阿里却受到国王猜忌。因此，他多次派遣使者和商船与元朝交好，最终逃离马八儿国，由海路前往元朝，并在中国任官，官至中书省右丞，忽必烈将一位高丽女子蔡氏赐予他为妻。 不阿里的经历是元代海上交通繁盛的侧影之一。 这种通过远距离贸易往来而建立起来的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边界概念。随着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中国、东南亚地区、印度次大陆、西亚、东非乃至地中海地区连接起来。 各个海域不再是单独的地理和政治经济单元，而是结成了相互密切影响的交通网络，其范围在元代空前广泛。不仅如此，各地区之间通过海路相互交流的密度、强度和速度，使得以往相互隔绝的不同区域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频繁活动，东西方之间形成了一个海上交流网络。这个网络既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也包含多个部分及其之间的关系。海上交流网络的形成，源于各部分不断累积的相互影响，因此显得既有秩序又充满无序，统一与离散同时共存。这个海上交流网络虽然还远远达不到今天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