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在位的前期，天主教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

康熙对天主教采取开明的态度不仅是由于他自身对西方文化的亲和与想利用西方传教士的科学知识为清王朝服务，更重要的是耶稣会一直遵循利玛窦的传教路线，一定上掩盖了中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在康熙看来“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说,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因此，只要西方传教士遵守中国“法度”，他可以允许他们在中国传教。一旦天主教会改变原先的传教方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冲击，甚至想要挑战他的皇权的时候，他是不会允许的。

1707年，多罗在南京宣布罗马教廷已经决定禁止祭祖祭孔的礼仪，要求在华传教士一体遵行。康熙早已经对礼仪之争十分的不耐烦，对多罗也没有好感，多罗此举激怒了康熙,他于是把多罗驱逐到澳门,交由葡萄牙澳门总督看管。康熙还下令凡愿继续在华的传教士必须表明遵守中国礼仪,领取政府颁布的传教印票,“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回复西洋。多明我会士、巴黎外方传教会和罗马传信部的神父拒绝“具结”,被康熙驱逐出境。

1721年1月17日，康熙阅览了嘉乐教宗禁约的译本，了解到罗马教廷和10年前的态度没有任何变化,勃然大怒,在教皇禁令上朱批:“览此告示,只可说是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可如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这时有了禁止天主教的意思已经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