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济会发源于中世纪的石匠行会。
行会对行业施行薪资划分、学徒培训，以及人事任免等职责。在早期的近代欧洲，石匠需要学习勘测、几何、算术，以至泥瓦工。高级石匠则担任了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角色，比大部分商贩挣得还要多。在会内获得晋升则意味着权威的巩固，从学徒成长为高工需要经历各类仪式。为方便做生意，石匠们炮制了一套上溯到古埃及的详尽的行业历史。行会同时也是社会组织，会员在分会里饮酒小聚。(“lodge分会”一词原指工地上的工棚。) 出于经济上的需要，从17世纪早期开始，外界人士可以付费入会。这些额外吸纳的成员通常对数学和古物颇有兴趣，且都受过良好教育。在正经八百的石匠们“凿石块、立垂线”的同时，这帮绅士会员们则在“守秘密、崇道德、尊友谊”。
17世纪末，随着行会被废弃，热忱好学的谦谦君子占了共济会会员的绝大多数。 18世纪时，共济会从英国迅速扩张到了海外，并随着城市化进程，有了越来越多的会员。共济会分会和普通俱乐部不乏相似之处：都有定期的讲座聚会和聚餐活动。但共济会的会内仪式尤其神秘玄奥，和俱乐部有本质上的区别。但至少在理论方面，它又秉持着世俗化、无党派和人人平等的理念。
1723年的一份手册要求分会须“为会员彼此间建立真正的、无隔阂的友谊”。成员关系不受各类派别影响，会内也禁止谈论政治。只有得到分会成员一致承认的“真正富有裨益和个人美德的事物”才能谈及。追求世界大同、追求进步、追求尽善尽美的启蒙思想，为早期的共济会文学注入了活力。他们认为，知识能够缓和阶级矛盾和国家分化，实现团结一致。 不过共济会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包容，它对女性和工薪阶层而言难以企及。尽管如此，共济会分会让上流社会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共聚一堂，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共济会还为高级中产阶级提供了创造有关平等、世俗化和美德的启蒙价值观的机会。史学家Margaret Jacob认为，共济会会员们缴纳会费、宣誓效忠、选举、辩论并任免官员，各分会实际上承担了“政治学堂”和“公民参与实验室”的角色。如今，共济会的美国会员人数从1959年的410万下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的110万，反映了公民参与各类社团的热情总体下降。在对当代共济会的研究中，社会学家J. Scott Kenney提到，现在共济会会员入会是为了寻求更深刻的人生意义。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作当今礼崩乐坏的解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