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乃是儒家鼻祖，一生建树，功盖万世。

《论语》中“学”字出现过66次，没有一次如今天所谓“学习”之意，名词乃是“学说”，动词则是“学做”、“习得”之义。由此出发，方能领会孔子之真正精神，把握《论语》之精髓。世间的任何符号，都是意义的载体。文字，尤其是中国的象形方块字，更是如此。随着时代和人们对于事物认识的价值的变化，文字符号所承载的意义自然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古书与今书中所使用的文字基本没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因为时间的鸿沟却使得其所承载的意义发生了重大甚至是根本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读古书的时候，决不能够用今天读者的概念或者眼光去认识书中的字。否则，不仅要出笑话，而且无法与古人的心灵进行沟通了。这样的读书，自然也就丧失了本来的意义。儒家学说数千年来流传深远，影响巨大，其鼻祖孔子的《论语》一书，更被奉为经书，举子必读，策士必考，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所以，注疏者、研究者代不乏人，著作不下三千余种。照此说来，人们对于《论语》的理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不然，一个“学”字，便可以让人费解了。《论语》之中，一个“学”字出现过66次，有作名词用的，有作动词用的，但与今天所理解的“学”字有很多的不同。一、学而时习之任何著作，不管怎么样，开卷第一篇，开篇第一段，开段第一句，开句第一字，都应该说是重要的。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核心的核心，真正读懂了，也就为以下的阅读奠定了基础。《论语》中就有这么一个“学”字：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第一》)古人的注解，都认为这“学而时习之”的“学”字，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学习”，“习”字则相当于“温习”。比如王肃注云：“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悦怿。意思是说，按时去诵习自己的学业，所以会喜悦。照着这样的理解，第一句还可以说得过去，但第二、三句便不好理解了。自己只管在家按时或者经常诵读温习学业，又没有做什么宣传广告，那么远方怎么会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知道自己，并且前来就学呢 再说，你自己仍然是一个学习的人，又怎么能够给予他人以指导呢 而且即使是人不知道自己，自己也不会愠怒呢 这里的理解便出现了障碍，完全不合逻辑，无法自圆其说。就这三句话的意思理解，“人不知”的“知”字很重要。第一句话应该说的是“人知”，第二句话则是说“人知”之后而“人来”，第三句话则是退一步的“人不来”，再退一步的“人不知”。条理是非常清楚的，三句话是一个整体，不容许分割。你要别人“知己”，就得先让人知道你自己的想法或者心意，也就是说，你必须先向他人传播自己的学说和思想。这里有个前提，你必须首先是一个人生的导师和思想家，然后才会去传播并且使天下的人接受自己的学说和思想。只有天下的人多数或者全部都接受而且认识了你的学说，那些远方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才会前来就学，与自己切磋探讨。况且，古代的交通和信息的传播极不发达，你坐在家里“学习”或者“温习”，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人生学说，怎么能够让人认识知道你，并且成为你的知音呢 也就是说，只能在你建立起了自己的人生学说和思想体系，并且进行了宣传，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传播和教化，这个时候，才能够说即使是天下的人不知己，不接受自己的学说和思想，那也没有关系，自己做自己的君子就是了。孔子在《论语》中讲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古代的学者跟从老师的“学习”，是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为君子，并不是为了从别人那里获取利益。由此可见，孔子讲述这段话的时候，其主语并非是泛指，而是他自己。它所表达的是孔子自己的人生目的、乐趣、方法和境界，而且经常挂在嘴上，对他的弟子们影响特别深，所以他们在整理老师的语录时，会把它放在开卷、开篇、开段，而成为这部著作的核心。从孔子一生所做的努力看，他周游列国七十二，到处碰壁，却始终不渝，就是要传播自己的仁、义、礼、乐思想，要让天下的君王和人民接受自己的学说，克己复礼，使天下大同。因此，这第一句话应该这样理解：我的学说被当代的人所学习和效法，这难道不喜悦吗 有了这样一句话，那么第二句话才有了着落。当代人学习效法了自己的学说，并且有了自己真正的理解，所以才会不远千万里而来，与自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怎么能够不算是最快乐的心情呢 他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往往都是这样先知道他的学说，基本认同了，然后才投奔他做弟子的。而他孔子又能够得到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之，能够不感到快乐吗 这里的“说”(悦)和“乐”，意义上是有区别的。“悦”指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属于主动；“乐”指的是在做事的过程当中而获得的情绪，属于被动。“学”字便指的是孔子自己所发明和实践的学说，用作名词，为宾语前置；“时”指的是“时代”、“时尚”、“时下”、“时风”、“当代人”等，是实际主语；“习”是谓语，作修习和效法用，也即是实践的意思；“之”是指代词，遥指前边的“学”字。这句话里最重要的就是“学”字，所以宾语前置而作了被动主语，从而形成了强调。这句话正说为：当代的人接受了自己的学说。反说则为：自己的学说嘛被当代的人所接受。后者更具有口语的特点，很生动。这三句话反映了孔子一生所奋斗的目标和心愿，所以一定是他的口头禅，经常讲，反复讲：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第七》)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要传播的学说，自己是先要身体力行的。他所要忧虑的，是自己的道德没有修养好，学说没有参悟好，听到了正义但却不能转移，不好的行为却又不能改正。他所奉行的学说，是与人生紧密相关的，是要通过修养学问而成为圣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的人格、心态和境界来：君子接受了人类的文明，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学说和思想，并且传播给天下人使之得益，然后在自己的身边形成一个规模相当的实践真理的智慧团体，那是最好。退一万步讲，天下人不接受自己的学说，但却也无法阻挡我做自己的君子。这就是真正的孔子!一个字理解的不同，竟然造成如此不同的效果!二、十有五而志于学明白了上面那个“学”字所代表的是孔子所创建的学说，那么下面这个“学”字也就好理解了：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第二》)这段话，一定是他在七十岁以后快八十时所讲的话，应该是孔子站在人生的制高点上对自己一生的为人和事业的回顾和总结，所以这个“学”字一定不同平常。他十五岁便开始致力的事业，一定是到现在还一直在从事的人生学说和真理探索，决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学习”、“念书”之类的“学”。我们如果理解孔子从十五岁才开始做学问，或者开始学习，那就太小瞧他了。他的学习读书应该从很小就开始了，只是在十五岁上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便立志于建立自己的人生体系和思想学说。所以说，“志于学”的“学”，也应该是自己的人生学说，与“学而时习之”的“学”字是一个意思，正相呼应。有了人生的方向和奋斗的目的，然后再通过十五年的努力探索和亲身实践，终于在三十岁上得到了成就，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那就是对于人生礼义道德有了完整的体系和说法。这便是“三十而立”，谓自己的学说得以建立。一旦他有了“克己复礼”的事业，即是他从孩童到成人的标志，又是他传播真理、教化天下事业的开端。作为一个人类文明的自觉载体，他建立自己人生思想与学说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文明。通过十年的验证和磨炼，传播和教化，在学中知不足，在教中知困，而且有不足便补充，有困惑就解决。所以，到了四十岁上，便可以教学相长，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也就是说，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成熟，能够说服自己和别人了。人都具有思想活动，是为了说服和支配自己的心理和行为；导师却必须有思想体系，因为他一定要说服别人。没有思想体系，那一定说服不了别人。传播文明的过程，其实是个说服人的过程。在这个说服人的过程中，孔子做到了无所困惑，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了。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去说服和教化天下，困惑越来越少，觉悟自然越来越高，不再会为世俗的名利等俗务所缠身了，生活得潇洒自在多了。这才是真正的“不惑”。他知道了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研究大自然所赋予万物和人类的命运，也包括自己的命运。认识了什么该兴，什么该亡；谁能成功，谁必失败，这里都是因为他们各自本身的规律所制约。这就是所谓的“天命”，有着自身特殊的规律。知道了这一点，就不会胡作非为了。五十岁以前，也许孔子还想过去改造什么，到了这时，他的人生境界有了质的飞跃，“知天命”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和顺应，从此不会再逆天而行了。人身上的感觉器官中，眼、耳、鼻、舌、身、意，佛家称之为“六根”，由之对应的外界事物被称做“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根”执着“六尘”便形成了“六识”：喜、怒、爱、思、忧、欲。这三个“六”便构成了十八层地狱，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便如《西游记》中孙悟空所杀的那六个贼：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身本忧、意见欲。(见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从我们自身的理解，“六根”之中，“身”、“意”属于整体的概念，“鼻”则只管呼吸，“舌”和“眼”则可以开阖自如，只有“耳根”关闭不住，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外界的信息刺激。而这些信息不见得都合乎自己的心愿，你会听到许多不理解的声音，烦恼由之而来，痛苦与日俱增，反而违背了自己生命的自然。孔子知天命后又修养了十年，明白了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即使是那些逆耳的话，听了之后自己也无能为力，剩下的只是徒唤奈何，生气也只是徒增烦恼，受到最大损害的只是自己。有了这样的认识，自然也就不会再执着任何东西了。这就是“耳顺”。耳官一旦通顺，开阖自如，接受心灵的主宰，才能看淡人间的一切，一切行为都能够顺应自然生命的规律，不再会有牵挂搅心之事，人也就返朴归真而成为自然的了。自然的人便不会有所限制和拘束，这就是“耳顺”之后十年之间孔子所成就的本领和境界：七十岁上开始做事都能够趁心如意，但却并没有超越社会的行为准则。这就好象自然界的春夏秋冬、风雨寒暑一样，没有执意非怎么样不行，但却什么都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有规矩，没有混乱，自由自在，无不合乎规矩。从孔子所总结的自己的人生经历看，他所追求的境界，也是老子《道德经》中所提倡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不过方法不同罢了。老子要“绝圣弃智”(《道德经》第十七章)，放弃一切，不起执着，无所妄为，最后达到无所不为的目的。孔子则是拿起一切，努力奋斗，在作为的过程中认识规律，适应规律，最后也做到了从有为到无为的目的。一旦无为了，便与自然融为了一体。自然规律所做的一切，岂不就是我自己所做的呢 “从心所欲”便是“率性”而为，“不逾矩”便是“无为”。依照老子《道德经》的说法，便是“天命之为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

三、学而优则仕我们对于“学而优则仕”的理解,更是断章取义,流毒甚深。当年批判“读书做官论”的时候,一个最根本的证据就是《论语》中的“学而优则仕”。通常的理解,都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习达到优秀之后就能够做官。于是,知识分子都有了一个情结,即读书的目的就是当官。其实,这句话也并不是孔子所说,更不是要知识分子都去当官,因为原话是这样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话是子夏说的,当然可以代表孔门的学说和思想。但是,如果我们把“学而优则仕”理解为学好以后就可以当官的话,那么前一句则理解为官当好了以后就可以学习。显然,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一个“优”字的理解。它至少有几个意思,一个是优秀,还有一个就是优裕、悠闲,时间、精力、智慧的优裕都叫做“优”。马融注曰:仕优则学,行有余力,则可以学文也。就把“优”字解作了优余。由此可见,下句该解作:学优则仕,行有余力,则可以从仕也。这两句合起来理解,就成了这个样子:做官的人,有了闲暇或者余力,便去学习探索真理,这样有利于自己的人格修养和管理艺术,会提高自己的政绩。学习的人,学习有了闲暇或者余力,不妨去做做官,走走仕途,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智慧和人生的真理付诸实践,饶益众生,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主张。确实,古人做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而且手续极多,只要你有能力、才智,尤其是在战争等非常时期,更加容易。范睢、商鞅、孙滨、苏秦等,都是一介平民,甚至是奴隶,但却一跃而为公卿宰辅,一人之下,万姓之上,权倾天下。所以,在士与官之间并没有多大的鸿沟。包括孔子本人也是如此,“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等,都说明做官与治学并不矛盾,转换起来极为方便。在子夏的眼里,做官与治学都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有一个转换的机制,那就是“优”。“官”的意思是器官,“百官”为各种感觉管理器官,做官就是为君王和百姓负责,上传下达,仿佛是君王和百姓的感觉器官。但是,君王和百姓都是人,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所以受着自然和人生的规律所支配。鉴于知识分子承担着“学”与“仕”的双重身分,载体只有一个,所以必须把这双重身分“优”化。疲于奔命的官不是好官,沤心沥血的儒不是好儒。官要通达不违,儒要潇洒轻松,都会游刃有余,然后才能使这双重身分都圆融实现。“学”的意思是效法实践人生的学问,这是根本,无论为官为儒,都应该以此为本。不仅为儒时应该参悟修学透彻,当官之后更应该有所领悟,身体力行,行不言之教,榜样天下,才是真仕。子夏这两句话,到了曾子的《礼记·大学》那里,便成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两段,概括起来,就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字,是一个知识分子所必须接受的八大训练,也是治学为官的八大准则。“欲明明德”一段,是从“仕”的角度讲的,便是“仕而优则学”;“物格”一段,是从“学”的角度所讲,便是“学而优则仕”。不过,对于人生之真理和为官之道学习好了,也一定会得到官禄: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是因为把道谋好了,自然会有人供给衣食。统治者需要一批明道之士佐己治理天下,所以进道之士不会忧愁衣食。但是,如果你去做农民,耕耘稼穑,难免会有旱涝饥荒;但是,只要你去学道,就会有进道的那一天,君王自会养着你,不管天下是旱是涝,都不会缺着你的。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得君子忧愁自己进道的境界,而不愁自己的衣食。这种观点,是非常实际的,可见孔子讲话,并没有什么高的调子,反而最最实惠。古人对于入仕做“官”者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仅要处理好公务,而且要研究好人生的课题,自己做好榜样;对于治学而为“儒”者的要求,也不简单,必须在研究效法人生真理,成为圣贤的时候,还必须去走入仕途,实践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这个角度讲,官儒合一,仕学兼融,遂使知识分子成为人类文明的载体、社会秩序的主宰四、学而不思与思而不学“学”的意思既然是效法和实践,那么“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中的“思”字便需要重新定义。《论语·为政第二》: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果依照常规的理解,“学”是学习,“思”是思考,包咸注曰:学不寻思其义,则罔然无所得。何宴注曰:不学而思,终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见李安纲《三教九经丛书》之《论经·为政第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其理解“学”字都是学习之义,而“思”则是寻思之义。照字面的理解,这两句应该是相对为文,“学”与“思”应该是相对而存在的,相辅相成。“学”如果仅仅理解成看书学习,那么与思考的“思”不可能形成对立,也不可能导致“罔”和“殆”的结果。如果我们把“学”解做是对于人生学说的效法和实践,那么“思”就应该是相对的理论和思想。“思”在这里用作动词,与“学”相同,即建立一种思想体系,去思索其理论上的意义,倒有些包咸说的“寻思其义”的意思。用哲学的名词说,“学”即是实践活动,“思”乃是认识活动。因此,“学”与“思”才能对立为文。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认识活动。如果只强调实践活动,而不去总结、调查、研究、反思,从而在自己的头脑中有个清醒的认识,那就会使自己的实践活动变得漫无目的,甚至狂妄无知;同样,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如果只强调认识活动,而不去行动、落实、体验、经历,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么便使自己的认识活动失去意义,成了虚幻,甚至变成精神病。正如《论语·卫灵公》说的: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学”的极端便是狂夫,“思”的极端则是臆病,都不是正确的方式。依照哲学的术语,人类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应该是:实践——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而认识活动的规律应该是: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换个说法,“学”的规律应该是:学——思——学——再思——再学“思”的规律是:思——学——思——再学——再思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学”与“思”是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五、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第十一》曰: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曰:“是故恶夫佞者。”事情是子路让子羔做费邑的邑宰,因为子羔还没有把学业完成,所以孔子说他是在贼害人家的子弟。但子路却说,费邑有人民可以去管理,有社稷可以去祭祀,子羔完全可以边干边学。何必一定要去诵读诗书,然后才算是学呢 孔子批评子路,是因为子路在强词夺理,为自己辩解。因为子路就没有好好读过书。由此可见,孔子教学生,要使他们从古籍《诗》、《书》、《易》、《礼》、《乐》、《春秋》中学会人生和为官之道。比如,《论语·季氏》中说: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孔子教导儿子,学诗可以有言,学礼可以立人。可见,从书中学到的是如何做人: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学《诗》,学的是《诗经》中的“兴”、“观”、“群”、“怨”,在家能够侍奉父母,在外能够事奉君王。可见,学习的内容,即使是来自于书籍,那也是有关人生的道德行为准则。他不仅对儿子和学生是这样要求的,就是对自己也是如此: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所谓“学《易》”乃是学会《易》中所讲的道理,不仅是背会它的文字,而且要身体力行,所以“学”字当中包括着将《易》中所揭示的人生真理付诸实践。孔子教弟子,其实是在为社会培训完善的人和人才。入仕者必须首先学会为官的道理,取得了为官的资格,然后才能去当官。这种观点,后来很少听到了。尤其是现在,谁都想当官,不管他受没有受过道德修养、文化素质、为人处世等方面的培训和教育,坐到位上就能干。这样以来,确实害了自己,也害了天下百姓。百姓需要官吏的管理,是因为他们能够为自己谋到福利。如果不仅保护了百姓的利益,反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那岂不就是孔子说的“贼夫人之子”六、有颜回者好学从前边的论述,我们既然已经弄清楚了“学”所承担的名词和动词的意义,那么如何去“学”呢 “学”的标准是什么呢 所谓“学”,应该是从书籍中学,上面已经讲过;还要从榜样或者专家的身上学,从具体事情中学。所以,《论语·子路》篇中记载了樊迟学稼一段: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学稼”是要学习种庄稼,那是老农的本行,要学就去向他请教;“为圃”是要学习种植菜果,那是老圃的本行,要学就去向他请教。对于孔子来说,他所擅长的是文化礼仪(礼、义、信等治国安邦之术。要学种地、种菜,那就去乡下;要学治国安邦之术,那是他所能的。学会治国安邦之术,使君王尊重礼、义、信,那么百姓都会携家带口而来,种地、种菜的人多的是,哪里用得着你去亲自种地呢 这里说的,与“学,禄在其中矣”同意。孔子博学多识,人们却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到的,于是便有了这么一段对话: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仲尼没有一个固定的“常师”,则天下人无不是其师,因为他们身上都承载着“文武之道”,所以哪里都是他学习的地方,著名的“师项橐”就是这样。没有地方去学习,只要做得好一个人,行事处世,符合伦理道德,也就是达到“学”的目的了: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重视贤良,轻视佞色,竭力事奉父母,致身事奉君王,信诺对待朋友。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完善的人,进“学”的人所达到的境界也不过如此而已,所以说虽然未必学习,但却一定会说他是“学”了。学习因为有榜样和典型,只怕赶不上,所以孔子会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学的时候,似乎总赶不上榜样,只怕会想学的那一点东西失去。所以,孔子提出了“好学”一法,意即最佳的学习方法。《论语·学而》云: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君子食、居而不求饱、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所求有甚于此者。对于事务的处理很敏捷,对于言语却很谨慎,还能够向那些有道的人请教求正,这确实是好“学”的人。子夏也说过: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每天能够知道自己所缺少的,每月不会忘记自己所掌握的,日积月累,就会收获越来越多,自然是好学的了。而能“好学”的人,据《论语》讲,也不过孔子与自己的得意弟子颜渊而已。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有十个家族的村邑,一定会有忠诚、信用如孔子的人,但是之所以成不了孔子,是因为他们不如孔子那般“好学”。关于颜回的“好学”,《论语》中有两条,一条是《雍也》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孔子之所以称颜回“好学”,是因为他“不迁怒,不贰过”,即不埋怨迁怒他人,而且不会重犯同样的过错。这就是由于“学”的努力带来的实效,所以说他“好学”。另一条是《先进》篇中,由季康子发问而孔子作答的。

七、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有古和今的区别;在孔子的时代照样有古和今的差异,尤其是对于学者的定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古代的人生活目的明确,生活方式简单,一切的学习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完善,所以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而学。现在的人生活相对复杂,目的变得不明确,生活方式也多样,人们的学习就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甚至自己的生命都得受着他人的主宰,而且学习也渐渐成了一种奢侈的活动,所以说今天的学者的目的是为了别人。后来,荀子怕人不知道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便在其《劝学篇》中加以引伸:古人学者为己，今人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软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古之学者是君子,今之学者是小人。君子的学习是为了完美自己的身心,小人的学习是为了他人的钱袋。依照朱熹《四书集注》引程子的注释,则是: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学习为了自己,可以使自己完善,觉悟真理,并且成为圣人君子,然后以身作则,行不言之教,传播文明,觉悟众生,使人类提高文明素质,叫做己觉觉他,己悟悟人。现在的学者,目的是为了别人所交的学费,看到了别人钱袋里的钱,所以会把学问从自己耳朵里听进去,到嘴巴里吐出来,根本就没有进入到自己的心灵深处,所以美化的仅仅是个脸蛋,那七尺之身躯根本就没有得到滋润,如何能够完成自己的人格与精神的进化与升华呢!为人与为己的差别,就在于出发点和效果,其他都应该是一样的。为己不能等于自私自利,为己的过程可以说是培养完善自己的过程。只有把本领学好,把自己完善了,才有可能教导他人,完善他人,所以为己是第一步也是根本的,这也就是从本身做起的意思。而且,这里所为的不是名利财富权位,而是学问知识和智慧。一旦把目的定在为了别人身上,自己的学习与实践就不会积极,本领也没有掌握到家,所以会误己误人。为什么现在的教育水平每况愈下,跟教师的学习目的变得越来越为人,自己的生存的本领越来越差很有关系。但是,世界之上,什么人都有,所以学的程度和标准也各有不同: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孔子在这里将学者分成了几个层次:一个是可以一起来学习的人,

二是学习以后可以进道的人,

三是进道以后可以立业的人,

四是立业以后能够权变的人,随着层次的不同,而越往后人越少。但不管怎样,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只要学了道,对于社会的安定和人生的幸福都有好处: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君子学道以后,则会热爱同类,就是“仁者爱人”的意思。“君子爱人”就可能实现“仁政”;“小人”是与“君子”相对的,并不见得都是坏人,而是百姓。百姓学道以后,就会安分守己,容易服从君子的命令,不会作乱犯上,社会的秩序也因而得以安定。当然,这是大家都期望的生活环境。而这一切又都是由于“学”而造成的,所以根据“学”的方式又可以将人分作几个等次: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学习的目的是要认识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生而知之”并不是说一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而是说天赋好,脑子好使,一点就通,这当然是最上者了。还有一些聪明人,想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便下功夫去学习,这就次了一等;但大众往往都是凡夫俗子,惰性极强,往往遇到了麻烦事,才会想着去学,以求得问题的解决,这就是第三等人了。最下等的人,则是遇到了麻烦还不思学习,以便闯过难关。这种人就是榆木脑袋的人了。子夏也说过同样的话: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百工”与“君子”相对,其分别应该在于其职业所限,仿佛孟子所说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差异。从孔子本人来讲,他通过“学”所达到的境界如何呢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论语·述而》）孔子很谦虚,说学成“圣”与“仁”的地步,还不敢说。但是,说到去学做“圣”与“仁”而不厌烦,教诲弟子们而不倦怠,他认为自己还是可以的。而这一点,也正是他的弟子们所不能够学到的。因为学不到,他才是先生,弟子们才能是学生。也正是他不自诩为“圣”为“仁”,所以才被历代奉为“圣”与“仁”。孔子的博学,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去做,他的认识途径就是“举一反三”,“一以贯之”: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他也有没有学过,或者是自己不愿意去学的东西: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俎豆之事”,指的是祭祀活动,他谦虚地说只是听说过而已;至于军旅战争之事,他说自己没有学过。这又体现了君子“有所不为”的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