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艺术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以来，公共艺术在西方公共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在消费主义文化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国家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政策导向下，发展得如火如荼。

但由于对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本质认识不深，同时缺少制度化的管理和对本土文化的正确认识，中国的公共艺术实践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基于此，李雷的《公共艺术与空间生产》一书在详细梳理西方公共艺术的发展之径与未来趋向后，借助国内外的众多案例，对公共艺术在中国城市、社区和乡村等公共空间中的生产进行深入调查与症候解析，旨在为中国公共艺术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除了实践的指导意义之外，该书从理论层面呈现出公共艺术生产的三个显著转向，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从艺术家的“独角戏”到公众的参与性。李雷在该书中提出公共艺术在西方和中国的出场后，明确了其历史变迁及概念。对于公共艺术的概念界定，他认为公共艺术不能等同于“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二者的差别在于是否具有公共性，即艺术意愿的表达、艺术接受、审美鉴赏活动是否平等、开放和共享。公共艺术是一种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艺术从传统的私人性生产转变为公共性生产，艺术的自律性被社会性所制约，艺术家的个人创作过程被公众的参与过程部分遮蔽，公共物理空间被精神空间所塑造。公共艺术既具有多元性的结构，又是一个整合性的艺术创造。所以，如果说传统艺术是艺术家的“独唱”，那么公共艺术则是公众共同参与的“大合唱”。前者的创作过程和成果是封闭的、独立的和私人的，后者则将艺术品从封闭空间中解放出来，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相融合。马钦忠在《公共艺术基本理论》中提到：“人类历史上每一重要时段的特征都是落实在某个空间存在物的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来确证的，空间的物标识了时间的承递。”此话虽意在强调空间的重要性，但也说明了时间对塑造空间意义及其精神的重要性。公共艺术不仅需要彰显出时间赋予一个地区的内在品质和精神格调，也要在公众的参与中不断进行加强和完善。其二，让艺术回归大众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生活化的趋势，将艺术置入一个更大的社会场域之中，这意味着艺术离布迪厄所谓的权力场越来越近，其自主性随之而消解和降低。李雷援引列斐伏尔、福柯及布迪厄等人的空间理论，来揭示公共艺术在空间生产中面临的诸如行政权力话语、资本权力话语和精英文化话语等的权力博弈与拉锯，而大众的声音话语则普遍遭到忽视。在历史上，欧美国家通过直接将文化艺术划为个人社会权利的必要组成部分来实现各种话语权力的平衡。由此，艺术在公共空间的生产过程中慢慢实现向文化民主的迈进。河清在《艺术的阴谋：透视一种“当代艺术国际”》中认为，如果你认可了这样一部艺术史，实际上就是认可了其写作者的“话语权”和文化权力，同时也或多或少放弃了你自己的文化判断和文化权力。在公共艺术的空间生产中，对平衡各方包括行政、资本、精英和大众话语权力的理想诉求，就是对被隐藏在话语权背后普通大众的生活境遇与审美趣味的关注，并赋予其对艺术的部分决策权与参与权。恰如李雷在书中所言，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不仅表现在“公共艺术与公共空间的融合性”，还体现在“创作主体的多元性与合作性”和“创作成果的开放性和共享性”。这些都使得艺术回归大众日常生活，它打破了阶层区隔，让某一特定的审美价值和趣味暴露在大众的面前并接受评判，大众在参与、合作、审视和评价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实现了他们在文化艺术上的权力。其三，由艺术的内在完善到社会责任。李雷在书中选取并分析了城市、社区和乡村三个不同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艺术实践，并富有创见地将从城市到乡村的公共艺术发展称为当代艺术的“逆城市化”，这种在地理空间上的逆向发展，实则反映了公共艺术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感，也揭示了公共艺术对改变社会状况和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如美国费城的贫民窟到“怡乐村”的巨大转变，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不仅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馈，也重塑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提升了当地的乡土文化自信。艺术实践要以人民为中心。相比于传统艺术对社会阶级的区隔以及对自身内部完善的强调，公共艺术则积极融入人民生活，并努力找寻与外部空间和文化环境的融合之径。针对当下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等现实问题，公共艺术的社会责任得到了突显，如艺术介入“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和“精准扶贫”等社会性整体议题。这表明社会生活作为艺术的现实来源，人民群众作为艺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公共艺术的社会责任是其应有之义。公共艺术在空间的生产中将人类的物质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重新捆绑，并在时间中建构起一个意义场所或精神场所，人们的生活和历史，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的关系在其中得到体现和见证。公共艺术在现代科技、消费观念等影响下会有越来越多的表现形式，但中国公共艺术在未来发展方向上，即本土化、制度化、数字化和生态化，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