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详细地记录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中（前722—前468）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因为它的写作具有形象化的美学特征，它又是一部杰出的散文巨著，显示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在古代，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左传》叙事的文学色彩。如唐人刘知几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侮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如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唐人啖助谓《左传》：“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他们凭直觉，肯定了《左传》记事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明清时期，从辞章方面评点《左传》的书又有数十部。但真正全面地评价《左传》的文学成就，从文学角度来认识《左传》，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语言三个方面偶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较之《尚书》和《春秋》，《左传》在诸多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独到的成就。一、《左传》的叙事《左传》记事的内容是丰盈而富赡的。它记录了春秋事情诸侯政治上的动荡和变故，君王的生卒和更替，强宗大族间的政权夺势以及执政者的阴谋权术等等。诸侯间频仍的战争、重大的盟会常常是作者叙写的重点，日常的朝觐聘问、与国往来在书里也有翔实的记录。在记事中，作者又对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心理意识做了多角度的记载。从祭典、燕享、宗法、礼制、婚丧嫁娶，到名目繁多的奉祀、禁忌，都在作者的记录范围之内。并且对于节气时令、天灾水害、星象历法、地理沿革等，《左传》也有可靠的著录。就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若称之为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左传》记事，提供的是一部形象的春秋史。作者不仅对历史事件、社会生活做了如实的记录，而且进行真切、具体的描绘；不仅记叙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而且重视人与事的联系，在探寻人们得失成败的原因中对历史进行生动形象的加工，艺术地再现了生活。如果说读《春秋》，我们仅能得到二百余年间历史事件的纲目，那么《左传》中大量的描述，使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精描细绘的生活图画。《左传》叙事的特点首先是：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运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这种白描手法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遵循严格的时空观念，每一件事的记录必定以极简明的文字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参与的人物，叙述事件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进行；重视事件发展的全过程，记叙每一事必详其发生（起因）、发展（冲突）和结局，尤其注重前因后果；描述事件的经过或重大场面，较少渲染和烘托，往往通过记录其中几个人物的言行，写出事情发展的过程，或写活一个场面。《左传》描述的是一个纷杂、动乱的社会，因此怎样将矛盾对峙的政治、军事形势，错综繁杂的王侯、宗族关系以及诸多的颠覆活动、密谋暗算昭然若揭，就成为作者行文记事首先力求达到的目标。整个社会的政权变更与政治关系的变化，是《左传》用以描述社会的主要矛盾线索。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追寻着这一线索，这使他如掌握了一把批隙导窾的利刃，将春秋时代纷繁复杂、牵一动百的社会矛盾做出了极明晰的分析，尤其是在记叙谋杀、行刺、政变及战争一类冲突急剧变化的事件中，作者的叙述才能更加得到充分的发挥。例如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庄公八年）、晋灵公谋杀赵盾（宣公二年）、郑西宫之难（襄公十年）、齐崔杼之乱（襄公二十五年）、齐人杀庆舍（襄公二十八年）、楚灵王之死（昭公十三年）、吴公子光刺王僚（昭公二十七年）、宋桓魋之乱（哀公十四年）等等，这些重大事件的记叙都证明了《左传》作者的成功。以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弑齐襄公一事为例：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従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従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作者运用白描的手法，从事件发生的起因叙起，在事变之前参与谋杀的三方面（连称、公孙无知、连称从妹）之所以谋反的原因做了明确的交代，然后通过三个小人物（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的故事完成事变经过的描述。像其他许多事件的记叙一样，作者特别重视事件发生、发展至结局的完整过程；事情进行的时间顺序、地点和人物都有最简明的记录；并且“百忙事叙得极清晰又极变换”，“摆布之妙如千军万马坐作进退”（《左绣》卷三），使作品极富文学色彩。就全书来看，《左传》中“初”字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凡八十六见。以“初”引出的内容，有人物的身世、遗文轶事，也有事件发生的起因和预兆。它作为倒叙、追叙、补记各类内容的领起语被频繁使用。“初”字的运用充分表现出《左传》作者在裁剪、组织素材方面的独具匠心。林琴南在论及《左传》的插叙笔法时曾说过：“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为全篇关键，而偏不得其出处，乃于间间中补入数行，即为其人之小传，却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无缝。”（《左传撷华·自序》）可以说，这就是后代小说创作中常见的“倒插笔”手法。《左传》叙事的又一特点是：长于将史实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过作者丰富的想象，使历史的记叙故事化。作者在严格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大量采撷民间的传说和传闻，以丰富历史的内容。如宣公十五年“魏颗受结草之报”一段：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晋将魏颗在一次对秦的战役中俘获了秦国的大力士杜回，这在人力就是战斗力、个人的武艺和膂力在搏战中起重要作用的时代可算是一大战功。但是魏颗是怎样俘获大力士的，作者并没有直接交代，而是引出战前一件看来毫不相干的事，追叙了魏武子病重、留遗嘱及死后的情形。事实上，结草亢杜回的老人是否就是那嬖妾的父亲，根本无从知晓。魏颗“夜梦之曰”如何如何，又有谁能与其同梦？因此这只能是一则伴随魏颗立功捷报的传闻，《左传》作者将其记录下来，恰恰丰富了历史的记事。类似的例子在《左传》中还有很多，如各次重大战役的描写、伴随君废立而发生的事件的描写。《春秋经》只有像“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齐无知弑其君诸儿”那样“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桓谭《新论》）的记录，而《左传》则将它们做了故事性的叙述。尤其是对君、卿大夫死亡原因的记叙，作者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传说故事。如僖公十年狐突路遇太子申生，僖公二十八年记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宣公三年郑穆公刈兰，成公十年晋景公梦大厉等等，无不充满传奇的色彩。以襄公十九年晋国大将荀偃之死为例：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归者皆反。士匄请见，弗内。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荀偃头生痈疽，死不瞑目、不纳含，这是患恶疾而死的人的一种生理现象，但是作者却绘声绘色地记录了这段故事。对于这位在晋悼公时期建立赫赫战功的大将，作者不仅以这段传说表现他“战志未酬”、“含恨而终”的坚贞精神，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他的赞美和哀思。《左传》叙事中还有许多关于卜筮和灾祥的记录，作者在曲折地反照春秋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及自身认识的同时，增添了历史记事的趣味性。人们以龟、筮占卜，或用于裁断重大军事行动，或依此婚嫁做出抉择，或预言官运仕途，或排除某种疑虑，《左传》每每详细采录其卦象和繇辞，并附带记述事件。书中对各种灾祥、物兆及梦呓的记录更是不可胜数，如蛇相斗、龙见、石头说话、雄鸡断尾、神降于某地等等。这些掺杂于史实记录中“虚妄”的奇闻异事，在当时，显然都是被作为“信史”记写下来的，而在今天看来，从历史的角度说，在是作者记下了许多他理解或并不理解的事情发展的偶然因素；从文学角度来说，则每一次占卜、物兆的记录都引出一段生动的故事，它们穿插在历史记叙中增加了历史事件的神秘、新奇的色彩，这无疑是极富故事趣味的。因《左传》记事大量采用传说和传闻，对历史做了较多的加工，为此它也受到不少非议。古代学者常常在肯定《左传》经传地位的同时，指出它的“疏失”。如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榖梁传集解·自序》）韩愈说：“《春秋》严谨，《左氏》浮夸。”（《进学解》）又有人认为：“左氏失之浅”（崔之方《春秋经解》），“左氏之失专而纵”（晁说之《三传说》），“事莫备于左氏……失之诬”（《困学纪闻》卷六引胡安国语），“浅于公榖，诬谬实繁（赵匡《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叶梦得《春秋传·自序》）。事实上所谓“诬”或“浮夸”，一是指《左传》记录不真实的事，一是指《左传》对一些事件的描述有虚构夸大的现象。这不符合经学家的要求，但却恰恰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左传》的文学特征。“艳而富”，说明《左传》记事的丰富且多彩；“浮夸”、“专而纵”，说明它的描写有合理的夸张和形象的创造；“浅”，则是比较通俗的标志。
二、《左传》的写人《左传》记录的历史人物，大约有一千四百多个。其中有天子、诸侯、卿士、大夫，有将相、武士、学者、说客、祝史、良医、商贾、娼优，也有宰竖、役人、盗贼、侠勇等。这些人物中有详细的事迹、或较为鲜明者，约占三分之一。统治集团的成员是《左传》描写的主要对象。特别是成就卓著的霸主君、执政大臣，在他们称霸、当政或任职的若干年内，《左传》留下了他们所作所为的生动记录。书中可以举出十数位赫赫有名的君：春秋初期的枭雄郑庄公，世称春秋霸主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中兴复霸的晋悼公，逐鹿争霸的阖闾、夫差和勾践，以及因昏聩或奢侈闻名的宋襄公、楚灵王、齐襄公、鲁昭公等。书中还有几十位形象丰满、事迹显著的卿士大夫：在晋国，有跟随重耳颠沛流离、历经艰辛的狐偃、赵衰、先轸、辅助晋悼公复霸的韩厥、荀偃、士匄、魏绛、韩起，尽忠极谏的赵盾，深孚众望的叔向；在鲁国，季氏的三位宗主都是出众的要人，始祖季友、君的季文子，实专鲁政的季武子，逐昭公而主朝政的季平子，还有臧文仲、臧叔仲、叔孙豹、叔孙诺等一些举足轻重的要人；在齐国，有显赫的管仲、谨慎的晏婴以及弑君乱臣崔杼；在楚国，有子文、子玉、子西、子反和子重。郑国的子产、宋国的华元、子罕、向戌，都是小国之争中的佼佼者。由于受编年体结构、分年记事的局限，《左传》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分散在各年的记事融合而成的。其中一种是由分年记事逐渐展示某一人物的性格，从而构成完整的形象，属于“累积型”；另一种是仅记一件事就勾勒出人物的形象或表现其性格特征，或可称为“闪现型”。前者的典型人物如晋文公、郑庄公、楚灵王、晏婴、子产等。有关他们每人事迹的描述，往往在《左传》中延续数年或数十年。晋文公重耳的形象是君中较突出的一个。他的生平事迹和活动，在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记事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遇难出奔，周游列国；复国即位，励精图治；功成业就，称霸中原。作者以倒叙的笔法记叙了遇难的完整经过。书中以“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一语提起，陆续写到他在秦国受到秦穆公的款待。这段文字可谓“在记事中写人”的精彩段落。流亡期间，重耳“处狄十二年”、“过卫”、“及齐”、“及宋”、“及郑”、“及楚”、“送诸秦”，千里行程中每到一地，作者就有选择地记下了一两件事，以表现重耳经过生活的磨炼，正在逐渐成熟，最后终于具备了一国最高统治者应有的品格。晋文公是《左传》所描写的霸主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位君。《左传》所描写的卿士、大夫一类人物中，郑国子产是作者笔下最光彩照人的形象。如近人所言：“《左传》载列国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王源《文章练要·左传评》）与管仲、晏婴、叔向、狐偃等相比，子产所尽善尽美的贵族执政的典范。他博学多闻，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能在应对大国征朝或论辩时侃侃叙述本国的历史；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在各种朝聘、盟会的场合，左右周旋、应对自如；有很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定的志节，为捍卫国家利益必与大国据理力争；擅长管理，知人善任，有一整套理政用人的经验。《左传》记其行使七十条（自襄公八年至昭公二十年），从他少年时代第一次对国家政事发表见解到因病逝世，一生“鲜有败事”。虽然只是一个小国的执政，然而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卓著功绩，在国际间产生的政治影响，不亚于大国重臣。子产作为春秋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性格特征是很鲜明的，“读其文，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左传》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形象是只通过一时一事来表现性格特点的。他们的出现虽然一纵即逝，一闪而过，但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好像绘画艺术中的速写，作者几笔便勾勒出人物的生动形象。这类“闪现型”人物中有一大批是“士”的典型，他们性格的基本特点是真诚、尚公、忠于职守、信守誓言。例如《左传》中对石碏（隐公四年）、原繁（庄公十四年）、荀息（僖公九年）、解扬（宣公十五年）、华还（襄公三十三年）、狼瞫（文公二年）、臾骈（文公六年）、臧坚（襄公十七年）等人物的描写，都选取了他们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最感人的事迹，以其灿烂的闪现留在历史的记录中。请读有关晋臣解扬的一段记事：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员雨>，又可赂乎？臣之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闪现型”人物中也有许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如寺人、阍人、庖厨、乐师、卜人及刺客等。还有一些女性形象，如楚夫人邓曼（桓公十三年）、郑庄公之母武姜（隐公元年）、晋献公宠姬（庄公二十八年）、息妫（庄公十四年）、杞梁妻（襄公二十三年）等。凡是在社会生活中起过某种作用、或在国家存亡的斗争中发挥过能力的人，作者或褒或贬，都在史册上给他留下一笔。因为这些人物只展示了性格的某一方面，所以大部分形象显得单一而缺乏丰富的内涵，并且受到当时道德规范的局限，呈现出明显的伦理化倾向。如其中一些人物便成为“孝”、“忠”、“信”、“义”等封建规范的象征。《左传》写人，如同现代的人物特写，开始使用了描写情节和细节的手段。细节描写是《左传》写人的主要手法。在记写人物事迹或刻画人物性格时，作者大量运用了细节描写的手法。城濮之战晋国告捷，在举国庆贺、朝野欢欣的时候，晋文公并没有乐而忘忧，直到子玉自杀，他才“闻之而后喜可知也”。这一情态细节是人物性格的特征性行为，表现出晋文公身为霸主、深谋远虑的性格特点。先轸怒晋襄公听信妇人之言，“不顾而唾”。这一细节与他激烈的言辞相接，充分表现了他刚烈、耿直的个性。卫献公恃权傲下、得意忘形的形象是由他重新返国时的一个细节表现的：“大夫逆于竟者，执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从进入国境道城门的一段路程，卫献公对在不同地点迎接他的大夫做出不同的反应，从他态度的微妙变化，也足见这位言如“粪土”的君的修养水平。宋华督父好色，《左传》仅记了他一个细节：“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寺人柳精于侍奉主子，先有宠于宋平公，平公死又求媚于太子佐，在极短的时间里又得到主人的宠信，作者只记了一个细节：“及丧，柳炽碳于位，将至，则去之。比葬，又有宠。”同时，《左传》也通过细节描写交代人物所处的环境以及事件发生的背景。《左传》中没有对人物直接的容貌和心理的描写，人的外貌和心理活动也是以行动性的细节来表现的。总之，《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先秦著作中，是它第一次提供了如此众多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并开创了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说，《左传》善于通过具体的记事描写人，在记事中写人，在写人中记事；描写人物事迹时，特别注意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例；人物性格与时代的政治标准（“礼”）密切相关，表现为明显的伦理倾向。这些特点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左传》的语言特色《左传》的语言，是历代文人学者推崇的典范。从唐宋至明清，如刘知几、陈骙、苏轼、刘熙载、冯李骅等有过许多精当的评论。《左传》叙述语言的特点是准确和精练，生动而富于色彩，同时因简洁凝炼而蕴藉含蓄。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如《礼记》、《左传》可见。”（《苏文忠公全集》）刘知几的评论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史通·叙事》）《左传》叙述语言的这些特点，说明它在语言方面已获得了超越于当时许多经典著作的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左传》人物语言同样富有文学特色。《左传》所记之“言”，主要为人物对话、外交辞令和谏说、议论之辞。人物的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作者常常通过记录一两句性格化的语言，以突现人物的形象。例如郑庄公在制胜公叔段的过程中，说了三句有典型特征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毋庸，将自及”；“可矣”。在作者笔下，郑庄公老谋深算、虚伪阴险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在整个事件中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亦昭然可辨。僖公二十三年所记重耳避难至楚，与楚成王的一段对话，将楚成王施恩望报、乘机敲诈的心理和重耳自重自信、不亢不卑的态度，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和议论、谏说之辞，是历来为人们称道的。记写行人辞令，尤为《左传》独擅之处。例如书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对齐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师，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宣公三年王孙满论鼎至轻重，成公二年国佐对郤克，成公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人征朝，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毁馆垣答士文伯等等。它们有的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有的辞气激切、语挟风霜。能够紧紧抓住矛盾的焦点，从分析利害入手，说理透辟、用辞雅正，是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特别是一些小国使者应对大国的言辞，更是充满机警和智慧。如子产献捷于晋，晋人三问，子产三“士庄伯不能诘”；子产坏晋馆垣，但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使士文伯无言以对，只好“谢不敏焉”；烛之武对秦穆公晓以利害的一番话，终于解除了郑国的危难，这些文字已是千载传诵。刘知几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左传》中富有文采的行人辞令，显然是经过加工和润色的，与《国语》中所记大段辞令相比，论理的逻辑更为严密，已经有剪裁和选择性，用词洗练，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左传》的行人辞令开启了战国时代纵横驰骤、酣畅淋漓的文风，是历代文人讽诵和学习的楷模。在《左传》一书中，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于修辞方面都大量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并采用生动的俗语、谚语和民谣。其中有许多语言具有警句的性质，后世演化为成语。现代语言中的“唇亡齿寒”、“贪天之功”、“数典忘祖”、“退避三舍”、“政出多门”、“余勇可贾”、“一鼓作气”、“上下其手”、“食肉寝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风马牛不相及”等皆源于《左传》。
四、《左传》的战争描写《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语言三方面的文学特点，综合起来看，全书中表现得最集中、最充分的部分即是有关战争的描写。《左传》长于描写战争，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书中有许多精彩而动人的片段。春秋时期有数百次军事行动，《左传》详细地描述了其中十三次比较重要的战争。它们是桓公五年的繻葛之战，庄公十年长勺之战，僖公十五年韩之战，僖公二十五年泓之战，僖公二十八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二年殽之战，文公十二年河曲之战，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成公二年鞌之战，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襄公十八年平阴之战，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左传》作者调动各种表现手法记下了丰富的战争实例，力图从中探求得失成败的经验，对各次大战不同侧面的描写，反映了他对每次战争成败原因的看法。在姬宰战争全过程的前提下，战事在哪个阶段上失误、在哪个阶段上取胜，这一阶段就成为作者描写的重点。冯李骅说：“左氏极工于叙战，长短各极其秒……篇篇换局，各各争新。”（《左绣·读左卮言》）《左传》描写战争之所以精彩生动、各不雷同，其奥妙正在于此。晋楚城濮之战，《左传》重在描写战前酝酿的过程。从晋伐曹、卫的外围战写起，继而宋国告急、晋设连环计、子玉治兵、晋师退避三舍，直写到重耳占梦坚定出战的信心，两国才开始有正面的交锋。因为此战胜利的关键是晋文公和将帅谋划的结果。秦国在殽之战中失策，并非在秦军经过殽之两陵的时候，战争自冬至春持续了三个月，而秦三帅出征时蹇叔、王孙满就预见到它的败局，所以作者记写的重点是描述战前的情况。还有许多战役的记叙，表现了作者先进的军事思想。《左传》作者还善于抓住战争中的主要矛盾，通过个别场面和情节来反映战争的全貌。描写角度的不断变换，充分展示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齐鲁长勺之战，战争的发动到结束是围绕曹刿的言行来写的。通过曹刿请见、与鲁庄公论战、同乘指挥战斗的前前后后，将这次战事的全过程展现出来。楚宋泓之战只记了宋国一方，宋襄公与大司马论争的情节贯穿了记叙的始终。宋郑大棘之战，作者在直截了当记录了战事的胜败之后，仅补叙了狂狡被俘和羊斟阵前为乱两个小事。而只是这两件极有意义的小事，把宋国之所以惨败的原因交代清楚了。又如晋楚邲之战，作者采用交叉记录的方式，在酝酿阶段，轮番记录敌对双方将帅议战的内幕；在交战阶段，又通过交叉互进的叙述及细节描写，把双方势均力敌、步步相逼的情形表现出来：致师挑战，设覆具舟，夜窥敌营，疾进骤退，“车驰、卒奔”，“舟中之指可掬”。“马还”。乙卯一日从破晓激战到黄昏的情景，有如一幅逼真的画卷，作者简括、生动的描述，大有“尺幅千里”的效果。《左传》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战争中的人。《左传》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往往在战争中大显身手。这些人物形象，有的足智多谋，运筹帷幄；有的优柔寡断，坐失戎机；有的英勇善战，视死如归；有的轻狂骄纵，败死敌手。作者善于在差别中写人，例如同样是英勇善战的武士，或同样是足智多谋的将帅，书中通过种种细节描写写出不同人物的不同表现；即使是类似的情节，作者也注意到不同性格人物所持态度的细微差别。正是这数以百计栩栩如生、千差万别的人物形象，给《左传》的战争描写增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左传》的战争描写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对后代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以及历史演义等其他小说中有关战争的描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摘自褚斌杰、谭家健《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