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力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郭世英曾经带我去王府井内部书店，凭他父亲的一张卡就可以随便拿书，不要钱，只要你喜欢。郭世英人非常好，有人格魅力，对人特别真诚，说话有趣味，对朋友照顾体贴入微。既是大男子汉，又有温情脉脉的东西在其中。所谓的X小组，也就是郭他们在一起写些短篇，小说散文类，感慨杂文也很多，大多是发感慨和牢骚。没有成熟的批判纲领。主要是内部聊天，互相传看自己写的东西。在当时高压政治下，一些年轻人寻找各种思想资源，企图理解，或者适应，批判当时社会。当时像X小组这种情况的很多，一群大学生聚在一起，想理解“三面红旗”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很普遍。这就是为什么X小组事件之后，全国抓了很多反动的学生。X小组现象确实有很大代表性。但是这个小组最大的特点是有很多思想资源，很多材料，这是一般大学生得不到的。所以谈论问题激烈或者深刻程度要厉害得多。X小组以后，有一段时间（1963年5月郭世英被捕后到1967年我们重新见面前），郭世英痛改前非，这是他弟弟郭民英告诉我的。我在他还关着的时候，去音乐学院找郭民英，捎带一封信，抄了一首李商隐的诗，秋池的名字也来源于此，表达思念之情。这段时间，我估计他对我有看法。具体什么看法，他没有详细对我说过，但他挖自己堕落的思想根源，必然（认为）有我的影响。在他接触的人中，我是惟一的反革命子女，惟一的实实在在的阶级敌人。但是郭的悔过很快又被自我否定了。“文革”开始，他既拥护又怀疑。这也是我们1967年8月重新在一起的基础。1967－1968年，我受他不少影响。因为我刚从劳改队出来，对“文化革命”并不了解。他给我分析运动初期，他说“文化革命”是不同寻常、伟大的革命。他反对特权阶级，反对官僚体制，“文革”中群众可以造反，行动不受控制，原来所有活动都要逐层控制，哪里还能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政治发展。当时“文革”掀起一股新的光辉灿烂的运动气氛，激动人心。别说他，我看到各处大字报都很激动。我们打算写好几本有关“文革”的书。我们到处看大字报，搜集材料。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对其潜在的可能性非常看重。至于混乱，我们想，是打碎过去机器的必然。因为觉得可以提供新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所以热情洋溢。这个新，就是让一般老百姓参与政治，这是以前没有的。他给我分析介绍当时的许多风云人物。与此同时，他也非常苦闷寂寞。除了“文革”，当时谈论最多的就是他的弟弟和爸爸。我们在一起谈郭民英自杀很多，分析到底因为什么原因，最后觉得主要是他感到幻灭。郭世英条件比较特殊，他家原则上是“文化革命”重点打击对象。照理他应该有保守思潮，或者干脆当保皇派。当时他对文革没有幻灭，如果再活几年，也可能幻灭。备忘录●1962年9月，郭世英、周国平、曹天予进入北大哲学系就读，相继成为朋友。●1962年10月下旬，于立群接到北大党委反映，说郭世英和反革命分子曹天予来往密切，限制其交往。曹天予在郭世英要求下，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商榷史学问题。郭沫若回信。●1963年2月，郭世英和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结成X小组，周国平、曹天予没有参加。曹天予出席了×的成立会议，提出不成立有形组织、不出版有形刊物、不制定成文纲领、订立保密规则等建议，均被采纳。●1963年5月上旬，X小组事发，5月7日，曹天予去了郭沫若家，5月8日接受北大党委调查。●1963年6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周国平接受海淀区公安局调查，如实交代了他所知道的x的情况。最后的判决是，张鹤慈、孙经武各劳动教养二年，郭世英受到宽大，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的名义到河南一家农场劳动一年。期满后，在他自己要求下，又延长了一年。●1964年，北大批判“反动学生”曹天予，周国平在大会上发言。曹天予被定性为X小组幕后黑手，离开学校被劳教。●1965年，郭世英两年劳动期满归来，自愿将学籍从北大转到农大。●1967年8月，劳动教养中的曹天予保外就医。因不服判决，偷偷来到北京，与郭世英来往密切，郭世英曾陪同他到公安部要求平反。●1968年4月，郭世英被农大造反派扣押，几天后从作为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自杀或他杀至今成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