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清朝外务部公署所在地）举行。

与会者百余人，蔡元培代表南京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就职当天，袁世凯以“本大总统”名义颁布“大赦令”和“豁免钱粮令”。次日，南京参议院致电承认袁世凯就职大总统，为限制前者又于同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然而剧情发展并没有按照孙中山等人的设想而来，袁世凯最终公然称帝，推翻了共和体制。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12月7日，各行省及北京的推戴事宜结束，结果随即上报参政院，同时选定参政院为国民总代表。

12月11日上午9时，北洋政府为支持君主立宪制进行公开投票，来自各省市的1993位代表参加了该仪式。经过统计，赞成君主立宪的票数正好1993张，没有一票反对或弃权。此时，秘书长拿出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登基以拯救国民，参政议员全体起立表示一致同意。袁世凯强行按捺住心中的迫切念头，“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国民大会的推戴，让他们另选他人。参政院在当天下午又继续召开全体会议，并花15分钟就重新写好了一篇推戴书，请求袁世凯即位称帝。推戴书中高度赞扬了袁世凯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等六大“功绩”，言辞极为恳切，最后袁世凯才勉为其难地表示要“顺应民意”。

12日一早，袁世凯发布公告，大意是说自己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言语中还充满了种种无奈。说起袁世凯称帝，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污点。倘若他不称帝，想来也是万众敬仰的革命先驱。至于袁世凯为什么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称帝，近百年来史学界有着种种观点，但真正动机也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客观分析。许多人说他是受了蒙蔽，被杨度和儿子袁克定给坑了。查证史书可以发现，杨度和袁克定确实有过劝进，但这并不是主要因素。在当过朝鲜“太上皇”、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后，称帝的种子早已在在其心中种下，之后认识杨度可以说是干柴遇烈火，非要说是谁误了谁，恐怕都不妥当。在称帝前他对国内环境的解读，以及未察觉出袁克定的刻意诱导，其实都是他选择性忽视反面证据的表现而已。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冷静，尤其是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时。年轻时，袁世凯曾是一位矢志报国的热血青年，在13岁时就豪气干云，留下过许多慷慨激昂的文字。可是人总是会变的，袁世凯在获得功名后就逐渐变得心狠手辣、欲望膨胀，所以后来称帝也不足为奇了。民国初年，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于袁世凯的权力有很大限制。再加上民国初期只是结束了封建制度，国家经济和社会繁荣程度并没有明显的改变，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没有改善，所以民众对于民主与否并不关心。再加上杨度等人在报刊上大肆吹捧君主立宪，许多民众信以为真，纷纷成立请愿团，甚至国会、参政院也出面请愿。为了让父亲的称帝决心更坚定，大儿子袁克定还伪造顺天报来表明日本支持其父称帝。袁世凯对列强最关注的就是日本，既然日本支持，那老袁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事实上，在充满内忧外患的民国初年，集权没什么可指责的，确实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来控制局面。袁世凯也认为可以通过君宪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更有利于国家发展。所以既然国内外都支持，称帝于公于私都有好处，那为何不呢？可惜老袁一称帝后才发现事情并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北洋军队控制不了、媒体控制不住，最后舆论转向带来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至于国际社会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没人支持他。需要指出的是，袁世凯称帝后改年号为“洪宪”，有弘扬宪法之意。从其颁布的《新皇室规范》中可以看出，其对皇权加以限制与监督，皇室成员取消法律豁免权、可以出任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或出任政府官员、废除太监制度、皇室亲属不得经商等。此时的袁世凯很清楚，以前清朝那样的君主专制已然是不可能的了，其本人也曾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但可惜的是，袁世凯本人却并没有完整的制度建设构想。民国初年的纷争已经让他疲于应付，根本来不及解决这些事，毕竟历史给他的时间太短了，仅仅83天便下了台。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也绝对不会甘心当一个“虚君”，他内心最想要的是在中国推行日本或德国式的君主制。比如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从小就跟着袁世凯在各地游历，还在德国留学、在朝鲜体验“皇子”待遇，对德国的强大实力和铁血的君主制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成为皇太子就变作他的夙愿，直至成功将老爹哄上皇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