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魁首柳亚子曾得意地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人民，1981，页3）这是指清末民初时期南社对上海的报纸杂志的主宰角色的一句玩笑话，但是从媒体角度来描述南社知识人在民初的决定性变动更能揭示他们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权力结构与自我选择，某种意义上更能说明南社的特质。

在近代史脉络里这也牵涉到1905年科举废止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何去何从或所谓“边缘化”问题，虽然如上述许多画家以及下面要谈到的《眉语》等女性杂志或许多作者并不属南社。然而随着民初新媒体而出现社会文化力量的历史性转折中，南社无疑具有某种代表性。南社成立于1909年，民国建立后发展成全国性组织，社员逾千人。他/她们早在20世纪初就加入同盟会的反清活动，以推翻专制实行民主自由为己任，思想上与1905年黄节、邓实创办的《国粹学报》关系密切，主张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精华。但是南社基本上是文艺团体，以继踪明末几社、复社文人的风流文采为号召，具有江南地缘政治与文化的特色，且受到半殖民上海“洋场”的熏染。上面提到1972年《申报》为“骚人韵士”提供发表园地，照鲁迅的说法，“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又说“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又学了贾宝玉的样子，把妓女当作红颜知己，“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鲁迅把洋场才子挖苦得很不堪，但对两种知识分子的区分很到位，这也可以用体制内外来区分。“君子”属于仍走科举正途的传统知识分子，“才子”属边缘分子，情况却复杂得多，其实代表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如王韬、韩邦庆、李伯元等，这方面例子很多。他们搞翻译、写小说或办刊物，藉新媒体为自己的生存条件与身份认同开拓新的文化空间。包天笑更典型，1906年从外地跑到上海进入狄葆贤主办的《时报》，成为主笔之一，也是南社的早期成员。他与陈冷血一起抨击“专制”而鼓吹“立宪”，在体制外开辟了“中层地带”的言论空间，实际上得到以张謇为首的江浙财团的支持。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包天笑在为“革命军”摇旗呐喊，在《共和与专制斗》中说：“二十世纪者，专制政体将绝迹于地球之日也。革命军之以提倡共和为宗旨，固已探得骊珠也。以共和与专制斗，所以各国不敢以寻常内乱视革命军也。”（《时报》1911年10月25日）包天笑说：“南社是提倡旧文学的一个集体，虽然其中人物都是鼓吹革命的。”（《钏影楼回忆录》，上海三联，2014，页333）的确他们反对专制，主张民主平权，干起革命来如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同时他们爱好“旧文学”，在日常行为与情感方式上不脱旧文人习气，尤其与妓女不弃不离，然而他们继踪明末名士风流，别有一番英雄美人的光景，如张光厚《再与柳亚子书》：“若夫红袖添香，才人韵事，乌云对镜，英雄快心，说剑花前，原不相碍”，这代表了南社人的“共识”，因此与五四知识分子或洋场才子都不同。如苏曼殊“吃花酒”的艳事为人津津乐道，是南社人心目中的“人格楷模”。他们“高谈革命，常在妓院门帘之下，比了酒家、茶肆、西餐馆，慎密安适得多”（《钏影楼回忆录》，页334）。南社另一魁首陈去病居住在福州路一妓馆里，在那里开筵请客，群贤毕至，当然少不了革命志士，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与妓女结成政治同盟了。有趣的是当时福州路既是吃喝玩乐的中心，也是报纸和出版的大本营，这或许造成上海媒体的特性，将娱乐消闲、革命、共和与知识传播混杂在一起。南社文人凝聚了特定时代的新旧交杂，无论国粹与西化，艳情浪漫与矢志革命，皆一往情深。他们大多是诗人，文学上实践“抒情传统现代性”，大量诗歌创作糅合了反清革命情绪与共和民主的理想，建构了民族“感情共同体”。他们通过文人雅集唱和、烈士追悼会、摄影、宴饮、报刊发表等方式把传统和现代传媒结合起来，有效发挥了社会感情动员的功能。（张春田《革命与抒情：南社的文化政治与中国现代性，1903-1923》，上海人民，2015）其实南社的“抒情传统”已是一种现代价值的选择，他们喜爱的诗人李商隐、王彦泓、龚自珍等属于“艳情”或“香奁”谱系，历来受到正统诗学的排斥，而他们的作品令人心荡情迷，按照“国粹”的观点最能代表汉语的精髓。的确南社的诗歌既激越澎湃又缠绵旖旎，更有一种超乎豪放与婉约的现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