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什么崇拜唐朝文化？盛唐，是一个让后世中国人魂牵梦绕的盛世王朝。

咱先从隋文帝年间说起，那时的日本叫倭国（不是倭瓜）。“倭国”是我国古代对 日本 的称呼。《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 元年……冬十月，倭国 遣使奉献。”《旧唐书·东夷传》：“倭国 者，古 倭奴国 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在 新罗 东南大海中。”明 宋应星《天工开物·海舟》：“倭国 海舶，两傍列櫓手栏板抵水，人在其中运力。”当年倭国第一次派遣使者入隋时，骄狂的不得了。《隋书·倭国传》有记载：倭国使者说倭王以天为兄，以太阳为弟，这就有点儿挑衅的味道了。你想，中国皇帝历来自称“天子”，隋文帝听到倭王居然和“天”称兄道弟，这哪是拜见，分明是添堵，于是立即责令日本改掉这个荒谬的称呼。隋炀帝即位后，日本使者小野妹子来华觐见（不是娇妹，是丑男，又矮又丑的男性），送来一封圣德太子的国书。圣德太子在国书里傲慢地写道：“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就是诚心找茬儿，这种不逊之词惹得隋炀帝大为光火。后来，小野妹子又来过中国一次，这次的国书抬头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虽然少了“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傲慢，还是透着“我俩一般大”的派头。就是死性不改了，你爱咋咋地吧。转眼到了唐朝，倭国人怂了，诚心诚意的跪下了。咋回事呢？因为被唐朝狠狠地胖揍一顿，老实了。在中华大一统“朝贡”体系中，当时的倭国是最不安份守己的一个，其尚武好斗的族性总是窥视着东亚文明的第一把交椅。在公元663年8月17日的白江口（又称白村江，今韩国锦江入海口附近）海战就是鲜明的例子。此战是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战后，倭国决定改国号为日本，而中国直到公元701年的武则天时期才正式承认了日本国号）。交战中方是当时的唐朝、新罗联军，日方是当时的倭国、百济联军。当时的大唐皇帝是唐高宗，国力强盛，四夷宾服。只有东北的高句丽（发源于大汉辽东玄菟郡的中国地方政权，后控制中国东北大部和朝鲜半岛北部）与百济、倭国等国相联长期与大唐对抗。为恢复大汉版图，树立大唐权威，大唐决意与新罗联合先灭百济，再灭高句丽。白江口海战前，大唐、新罗联军十五万在大唐名将苏定方统帅下已于660年7月攻灭百济，九月百济降将鬼室福信据周留城复叛，向倭国遣使求援。

661年正月，倭国齐明天皇决定亲征救援百济，但于7月病故，天智天皇即位，继续出军援助百济，并将百济王室人质扶余丰送回以继百济王位。经过一年多厮杀，唐新联军于663年8月分海陆两路向据守周留的百济、倭国联军发动总攻。唐新联军在周留城下与倭百联军相持不下，双方都将希望寄托于水军对决。

8月27日，倭百水军4万多人（倭军4万，百济军5千，战舰1千余艘）抵达白江口，与严阵以待的唐新联军一万两千余人（唐军7千、新罗军5千，战舰170艘）遭遇，并发动攻势，白江口海战爆发。倭军战舰虽多，但多为舢板小舰，而唐军得益于高超的造船技术，皆是艨艟巨舰，占尽优势。倭百水军初战不利，翌日再战，唐新水军统帅刘仁轨用计将倭百水军诱入唐新水军阵中，后“左右夹船绕战”，火箭齐射，顺风投火，焚毁四百余艘。《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王逃亡高句丽，倭百残军尽皆投降。

667年，唐新联军攻陷平壤，灭亡高句丽。 唐朝为压制朝鲜半岛上一国独大的新罗，三次遣使赴倭，主动与倭国修好，而倭国惨败后，对大唐国威有了重新认识，从而彻底放弃了与大唐对抗的意志，甘心等同藩国。国策也由面向大陆的积极进取转为消极内敛，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此后长达千余年时间里，日本再未向东亚大陆发动过战争。白江口海战，诚可谓一战保千年和平。那个时代，大唐武功强盛，对外战争攻无不克，这种击溃敌军的遭遇战，在唐军的辉煌战史上实在不算什么。对日本，就是两回事了。要知道，这是日本摄政中大兄皇子（后为天皇）亲自指挥，举国四万士兵，一千艘战船，却被只有170艘战船，不到二万人的唐军轻易击败。实力和文明的双重碾压。日本人尊崇强者，你把他打得服服帖帖，他就跪你。两年后，日本遣唐使人数，陡然比以往增加了两倍！从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毕恭毕敬的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每次少则三四百人，多则八百余人。肩负着“取经”重任的日本留学生们像海绵一样，从盛唐文化里汲取了无数养分，滋养了大和民族。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国外使者中最有风度和礼貌的。文献记载中，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温雅”。当时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每次任命的遣唐使都要“海选”：首先是没有劣迹的朝廷官员，其次要有学问，毕竟肩负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任，另外，相貌要仪表堂堂，举止要有风度。往事随风啊！现在的日本不也是如此吗？打的它满地找牙，它就服服贴贴（但贼心永远不死），你要是让着它或者不如它，它就会兽欲大发。这就是两千多么来整个日本民族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