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港大有着这样的故事： 1939年，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包括日本、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招生考试在上海举行，张爱玲一鸣惊人，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这次入学考试。

但是由于战争的关系，她无法远渡重洋到英国去。而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对香港大学同样有效，因此她就改在香港大学就读。当年张爱玲来港大，是退而求次之举，十八岁的她入读文学院，选修了中文及英文科。她刚到香港的心情是阴郁的，第一次见香港的海，竟然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那时的香港，不及她故乡上海繁华，她也不像喜欢上海人那样喜欢香港的广东人、印度人、马来人。在港大的两年，她孤高但用功，“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因此获得了两个奖学金，但依然怀着毕业去英国深造的梦想。1941年日军入侵，香港沦陷。港大变成了临时医院，张爱玲担任看护，见尽人生百态。不久她返回上海并将在港大的亲身经历写成《余烬录》。回到上海她报考圣约翰大学，以期完成学业，但不可思议的是她国文考试竟然不及格。这次考试对她的影响和打击都是巨大的，影响在于她因此走上了“卖文求生”的作家之路，打击在于她伤心地熄灭了出洋留学的梦想。此后的几年，张爱玲从投稿英文散文开始，转向小说创作，在上海文坛站稳脚跟，博得盛名。她这段时间的作品，正是我们所追捧的传世之作，象《沉香屑》、《倾城之恋》、《红玫瑰白玫瑰》等。1952年她以申请返回港大继续学业为由，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她的复学申请批准很顺利，还因此获得一千元资助。但在入校两个月之后，她却申请退学前往日本。她的举动惹恼了港大，日本求职未果被迫返回香港，期望再次复学，遭到港大的断然拒绝。而且更绝情的是，港大找张爱玲追讨款项，并且还妨碍张爱玲在香港求职，使她很难找到工作。甚至在1964年已经移居美国的她申请美国职位，也得不到港大正面的学历评价。她与港大的恩怨，看似鸡毛蒜皮，看似错多在己，影响却是巨大的。她此后的四十多年，只能远走美国，漂泊不定，拮据不堪，最大的成就只是翻译作品和电影剧本。可惜她绝代才情，扼杀在死板局限的工作里，后半生无甚作品问世，隔绝尘世，孤老凄凉。尽管张爱玲与港大有这些恩恩怨怨，但必须承认两年多的港大学习生活经历，成为她绽放一生光华的重要阶段。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环境，使张爱玲日后作品中对西方文化、历史的驾驭，奠定了基础。正是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张爱玲发表了她的处女作。这是她涉足文坛前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作品。她的许多成名作原始背景都是香港。在香港战乱的经历让张爱玲铭心刻骨，后来她在小说《倾城之恋》中有详细的描写。据说港大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在战乱中被烧毁，现在展出的资料，是张爱玲遗产监管人宋以朗先生捐献的。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色戒》，寄予了她很多大学期间的感悟，影片的成功让人们更多地关注这所著名的学府，电影的某些场景就是在香港大学陆佑堂及主楼课室取的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