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漫长一生的辛勤创作劳动,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托尔斯泰于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出生在离莫斯科不太远一个叫做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地主庄园里，父母亲都是古老而有名望的大贵族。虽然不满十岁父母就先后亡故，但由于家资厚富，所以他的童年始终是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度过的。他在第一部中篇小说《童年·少年·青年》(1852—1856)里所描写的那个富裕舒适的地主庄园以及聪明但不漂亮、天真善良而又喜欢自我分析、羞怯但好梦想的小主人公，正是作者自己走上社会以前生活条件和个性特征的真实写照。一八四四年托尔斯泰考进喀山大学东方语系，一年后转法律系学习；在学期间，他受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对沙皇专制制度产生不满。一八四七年他退学回家，在自己的领地上尝试改革，设法改善农民的处境。农民和地主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这位年轻伯爵的幻想归于破产。从一八五一年起，他到高加索的沙皇军队中当下级军官，曾亲身参加过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他在当时写成的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就是这段经历的真实记录。几年的军旅生活不仅使他进一步看到俄国农奴制度的腐朽和反动，而且为他以后在战争与和平》中能够如此生动、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了基础。为了寻找俄国社会的出路,托尔斯泰在一八五七年和一八六0至一八六一年两度出国到欧洲旅行考察。根据第一次出访的印象，他写了一篇日记体小说《琉森》(1857)。小说通过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对一个流浪歌手冷酷无情的态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在“文明”的帷幕后面对金钱和地位的奴性崇拜。作者从抽象的“永恒道德”观念出发，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和愤怒，以致完全否定了现代文明的进步意义。一八六一年第二次从欧洲考察归国后，托尔斯泰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尝试改革俄国社会。他一方面在自己的庄园雅斯纳亚·波良纳创办学校，对农民子弟普及教育，并担任地主和农民的和平调解人及陪审员等职务，以期维护农民的利益，同时对哲学、宗教、思想道德问题进行大量广泛的研究，得出了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认为古老宗法制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的错误结论。一八六二年，托尔斯泰和一位莫斯科名医的女儿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结婚，他婚后的家庭生活，过得美满而又幸福。托尔斯泰于五十年代初开始文学活动，结婚后不久就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创作。他的早期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精神探索，显示作家独特、深湛的艺术技巧。短篇小说《一十地主的早晨》(1856)描写一个青年贵族辍学回家，在自己的庄园上实行减租减役，试图取得农民的“谅解”，当个“好主人”。但农民由于长期痛苦的经验，根本不相信老爷，深恐上圈套，拒绝了他的这些“帮助”。故事以主人公的改革失败告终。中篇小说《哥萨克》(18s2—一1862)写一个青年军官奥列宁走平民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他对贵族上流社会和城市资产阶纹“文明”都感到厌倦、不满，而在宗法式的淳朴自由的哥萨克农村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理想。在和哥萨克姑娘的短暂接触后，奥列宁第一次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爱，于是准备放弃贵族身份，申请加入哥萨克籍，但由于他不能同自己“复杂而畸形的过去”彻底决裂，最后被迫离开。托尔斯泰的早期代表作表明，他一开始步入文坛就抓住了沙皇俄国的基本矛盾——贵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对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和没落进行了一些揭露和批判。但这时的托尔斯泰，政治上是站在自由派贵族的立场。和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经过农民起义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把土地全部无偿地交还农民的主张不同，他把解决社会矛盾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贵族地主的身上，幻想他们弃恶从善，对农奴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且，他把古老宗法制农民看成最高道德原则的化身，更是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在作家世界观上的反映。在艺术上，托尔斯察的早期作品善于描写人物的“辩证发展”的心理过程，曾经得到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赞赏。一八六四至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写成著名的《战争与和平》。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诗性巨著，它是作家前期创作的总结，集中反映出他六十年代的主要思想艺术特征。《战争与和平》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竺毫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八0五至一八二O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一八一二年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了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要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贵族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贫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国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逐利，互相倾轧，沉缅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竺豪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教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门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投以诗情洋溢的艺术描写。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于庞大复杂而又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纵横城市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采的人物群像；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特别生动鲜明，是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部小说的缺点是美化农奴制地主庄园，把像卡拉泰耶夫那种古老宗法式农民的无争无求、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落后思想当成最高的道德理想，散布宿命论以及“勿以暴力抗恶”的宗教观点，以致使有些重要形象的发展不合逻辑，为了宣传作家自己的社会道德观点，情节开展中夹杂着整段整段的哲学议论，不仅违反艺术创作形象思维的特征，而且造成结构上的某些累赘。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七年，托尔斯泰经过十二次精心修改，完成了他第二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如果说《战争与和平》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历史小说，那末《安娜·卡列尼娜》则取材于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现实生活。列宁曾经引用这部小说的一个主人公的话，“现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指出；“对于一八六—至一九O五年这个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这里所谓“一切都翻了个身”是指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封建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的迅速崩溃而所谓都“刚刚开始安排”的一切就是指资本主义势力的猛烈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在《安娜·卞列尼娜》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以惊人的洞察力和鲜明的艺术形象，精确而深刻地揭示的正是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急剧变化的历史特点。长篇的情节由两条平行而紧密联系着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故事；另一条是列文——吉提的生活和精神探索经历。通过第一条线索，作者极为深刻地揭露以政府部长卡列宁为首由上层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上流社会的罪恶；正是这个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和腐败，造成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女主人公安娜最后卧轨自杀的悲剧。另—条线索，作者通过列文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复杂的、自相矛盾的社会道德观点。列文这个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的庄园贵族，在资本主义势力侵袭下的俄国现实面前惶恐不安。于是，他—边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一边积极从事经济攻革，企图找出一条使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阶级调和主义的改革的失败使他感到悲观失望，甚至到了“濒于自杀”的境地，最后作者让他归依宗教，在一个古老宗法制农民身上领悟到人生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同《战争与和平》相比，《安娜·卡列尼娜》对贵族资产阶级统治的俄国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为猛烈和深刻，在艺术技巧上是情节结构更为集中和紧密，描写人物时对复杂的心理过程的分析更加精细入微，叙述风格方面，作家在保持过去创作中时而急速时而平稳而又富有浓郁的抒情描写的同时，还更多地采用讽刺和刘比的手法。但是，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唯心论的阶级调和主义、对观实的悲观失望，对邪恶的不抵抗主义以及用基督教的“博爱”取代阶级斗争的宗教宣传，也比以前大大增强了。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托尔斯泰为照顾孩子们上学，从一八八一年起迁居莫斯科，直到一九O一年得了一场大病痊愈后，才又重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居住。作家在莫斯科生活的八九十年代是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一方面是封建农奴制的进一步瓦解，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另一方面是人民反抗斗争日趋高涨，形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高潮。这期间，托尔斯泰积极参加救济灾民的活动参加莫斯科贫民区人口调查，以及访问监狱、法庭、教会，修道院等，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和整个沙皇国家机器的反人民本质有了进一步具体的认识。同时，他更加紧对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客观上社会的急速变革和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主观上紧张的精神探索和思想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促成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由贵族地主向宗法制农民的激变。他辞去县贵族长的职务，拒绝担任法庭陪审员，从事体力劳动，力图按照农民的方式生活，决心和本阶级决裂。这个原来拥有好几处庄园和三百多农奴的伯爵，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千百万农民的反抗和绝望”的表现者。他后期的一些主要作品，如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长篇杰作《复活》(1898--1899)，形象地反映了千百万农民强烈的仇恨，摆脱过去的愿望和对未来的向往，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复活》是托尔斯泰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作家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长篇小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便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看出受审的正是门己侮辱过的女人，忽然“良心发现”，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她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 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感召，终又“更深地爱上他”，但为了不拖累他的前程，拒绝和他结婚。小说以单线条的简明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戕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势；他反对官方救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彼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了。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较以前朴质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比作者以前的作品更多的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遭到明显的破坏。托尔斯泰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敬仰，同时也引起全国统冶集团的极度恐慌。当时曾有人建议亚力山大三世查办作家但沙皇的宪兵将军回答说：他的“声望太大，俄罗斯的监狱容纳不了它。”反动当局不敢用公开的严厉镇压对付托尔斯泰，他们决定从精神上摧毁这位伟大的作家。一九O一年俄国最高教会机关宣布托尔斯泰为“邪教徒和叛教者”，并开除了他的教籍。但作家没有屈服。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后,托尔斯泰虽已年近八旬，仍一再著文，强烈抗议沙皇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对革命者滥用死刑。一九一O年十月二十八日，托尔斯泰经过长期紧张的精神探索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摆脱贵族生活，把财产交给妻子，弃家出走，以期实现他“平民化”的宿愿。结果中途得了肺炎，同年十一月七日死于阿斯塔堡车站。依照作家生前的愿望，遗休安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个悬崖附近，坟上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墓碑。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一直非常重视托尔斯。从作家的生前到死后，列宁先后写了七篇专门论述他的文章。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因为他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列宁还说：“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竞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革命导师的光辉著作，是对托尔斯泰这个“十九世纪所有伟人中最复杂的人物”(高尔基说)一生思想和创作的最科学的评价。列宁称赞：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的创作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大步”。 鲁迅评价：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的巨人”。

列夫·托尔斯泰 （1828～1910） 作者简介：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托尔斯泰 (1828～1910) 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 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 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 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 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862年 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 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 (1879～1880) 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51～1862） 这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型。 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 (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家庭幸福》 (1858～1859) ，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在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 (1857～1858) 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吉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1863～1880） 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至1861年间写了开头 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66～1869）。这不是遁入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展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从1805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出现于前景的是两种类型的贵族。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薰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属于这类贵族的还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们两人都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中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后安德烈因负伤死去，彼埃尔将成为十二月党人。 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适成对照。小说还把库图佐夫写成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于单纯、平凡中见伟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西欧的傲慢自负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绪，听任事物的客观发展，因此高于拿破仑并取得对后者的胜利。 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 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进步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新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原来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转移，主要是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而冷酷的道德的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着恶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不过，列文的紧张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变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强。 晚期（1881～1910） 这时期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 托尔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对剧作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揭露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的生活，人和人之间的虚伪而冷酷的关系；《舞会之后》还揭露军队中的酷刑。此外，《霍尔斯托密尔》(1863～1885)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就在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 164篇，构成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至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60至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论点。《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作者介绍：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托尔斯泰全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漫长一生的辛勤创作劳动,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托尔斯泰于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出生在离莫斯科不太远一个叫做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地主庄园里，父母亲都是古老而有名望的大贵族。虽然不满十岁父母就先后亡故，但由于家资厚富，所以他的童年始终是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度过的。他在第一部中篇小说《童年·少年·青年》(1852—1856)里所描写的那个富裕舒适的地主庄园以及聪明但不漂亮、天真善良而又喜欢自我分析、羞怯但好梦想的小主人公，正是作者自己走上社会以前生活条件和个性特征的真实写照。一八四四年托尔斯泰考进喀山大学东方语系，一年后转法律系学习；在学期间，他受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对沙皇专制制度产生不满。一八四七年他退学回家，在自己的领地上尝试改革，设法改善农民的处境。农民和地主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这位年轻伯爵的幻想归于破产。从一八五一年起，他到高加索的沙皇军队中当下级军官，曾亲身参加过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他在当时写成的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就是这段经历的真实记录。几年的军旅生活不仅使他进一步看到俄国农奴制度的腐朽和反动，而且为他以后在战争与和平》中能够如此生动、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了基础。为了寻找俄国社会的出路,托尔斯泰在一八五七年和一八六0至一八六一年两度出国到欧洲旅行考察。根据第一次出访的印象，他写了一篇日记体小说《琉森》(1857)。小说通过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对一个流浪歌手冷酷无情的态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在“文明”的帷幕后面对金钱和地位的奴性崇拜。作者从抽象的“永恒道德”观念出发，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和愤怒，以致完全否定了现代文明的进步意义。一八六一年第二次从欧洲考察归国后，托尔斯泰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尝试改革俄国社会。他一方面在自己的庄园雅斯纳亚·波良纳创办学校，对农民子弟普及教育，并担任地主和农民的和平调解人及陪审员等职务，以期维护农民的利益，同时对哲学、宗教、思想道德问题进行大量广泛的研究，得出了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认为古老宗法制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的错误结论。一八六二年，托尔斯泰和一位莫斯科名医的女儿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结婚，他婚后的家庭生活，过得美满而又幸福。托尔斯泰于五十年代初开始文学活动，结婚后不久就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创作。他的早期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精神探索，显示作家独特、深湛的艺术技巧。短篇小说《一十地主的早晨》(1856)描写一个青年贵族辍学回家，在自己的庄园上实行减租减役，试图取得农民的“谅解”，当个“好主人”。但农民由于长期痛苦的经验，根本不相信老爷，深恐上圈套，拒绝了他的这些“帮助”。故事以主人公的改革失败告终。中篇小说《哥萨克》(18s2—一1862)写一个青年军官奥列宁走平民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他对贵族上流社会和城市资产阶纹“文明”都感到厌倦、不满，而在宗法式的淳朴自由的哥萨克农村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理想。在和哥萨克姑娘的短暂接触后，奥列宁第一次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爱，于是准备放弃贵族身份，申请加入哥萨克籍，但由于他不能同自己“复杂而畸形的过去”彻底决裂，最后被迫离开。托尔斯泰的早期代表作表明，他一开始步入文坛就抓住了沙皇俄国的基本矛盾——贵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对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和没落进行了一些揭露和批判。但这时的托尔斯泰，政治上是站在自由派贵族的立场。和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经过农民起义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把土地全部无偿地交还农民的主张不同，他把解决社会矛盾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贵族地主的身上，幻想他们弃恶从善，对农奴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且，他把古老宗法制农民看成最高道德原则的化身，更是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在作家世界观上的反映。在艺术上，托尔斯察的早期作品善于描写人物的“辩证发展”的心理过程，曾经得到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赞赏。一八六四至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写成著名的《战争与和平》。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诗性巨著，它是作家前期创作的总结，集中反映出他六十年代的主要思想艺术特征。《战争与和平》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竺毫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八0五至一八二O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一八一二年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了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要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贵族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贫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国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逐利，互相倾轧，沉缅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竺豪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教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门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投以诗情洋溢的艺术描写。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于庞大复杂而又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纵横城市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采的人物群像；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特别生动鲜明，是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部小说的缺点是美化农奴制地主庄园，把像卡拉泰耶夫那种古老宗法式农民的无争无求、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落后思想当成最高的道德理想，散布宿命论以及“勿以暴力抗恶”的宗教观点，以致使有些重要形象的发展不合逻辑，为了宣传作家自己的社会道德观点，情节开展中夹杂着整段整段的哲学议论，不仅违反艺术创作形象思维的特征，而且造成结构上的某些累赘。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七年，托尔斯泰经过十二次精心修改，完成了他第二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如果说《战争与和平》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历史小说，那末《安娜·卡列尼娜》则取材于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现实生活。列宁曾经引用这部小说的一个主人公的话，“现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指出；“对于一八六—至一九O五年这个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这里所谓“一切都翻了个身”是指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封建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的迅速崩溃而所谓都“刚刚开始安排”的一切就是指资本主义势力的猛烈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在《安娜·卞列尼娜》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以惊人的洞察力和鲜明的艺术形象，精确而深刻地揭示的正是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急剧变化的历史特点。长篇的情节由两条平行而紧密联系着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故事；另一条是列文——吉提的生活和精神探索经历。通过第一条线索，作者极为深刻地揭露以政府部长卡列宁为首由上层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上流社会的罪恶；正是这个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和腐败，造成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女主人公安娜最后卧轨自杀的悲剧。另—条线索，作者通过列文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复杂的、自相矛盾的社会道德观点。列文这个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的庄园贵族，在资本主义势力侵袭下的俄国现实面前惶恐不安。于是，他—边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一边积极从事经济攻革，企图找出一条使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阶级调和主义的改革的失败使他感到悲观失望，甚至到了“濒于自杀”的境地，最后作者让他归依宗教，在一个古老宗法制农民身上领悟到人生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同《战争与和平》相比，《安娜·卡列尼娜》对贵族资产阶级统治的俄国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为猛烈和深刻，在艺术技巧上是情节结构更为集中和紧密，描写人物时对复杂的心理过程的分析更加精细入微，叙述风格方面，作家在保持过去创作中时而急速时而平稳而又富有浓郁的抒情描写的同时，还更多地采用讽刺和刘比的手法。但是，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唯心论的阶级调和主义、对观实的悲观失望，对邪恶的不抵抗主义以及用基督教的“博爱”取代阶级斗争的宗教宣传，也比以前大大增强了。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托尔斯泰为照顾孩子们上学，从一八八一年起迁居莫斯科，直到一九O一年得了一场大病痊愈后，才又重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居住。作家在莫斯科生活的八九十年代是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一方面是封建农奴制的进一步瓦解，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另一方面是人民反抗斗争日趋高涨，形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高潮。这期间，托尔斯泰积极参加救济灾民的活动参加莫斯科贫民区人口调查，以及访问监狱、法庭、教会，修道院等，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和整个沙皇国家机器的反人民本质有了进一步具体的认识。同时，他更加紧对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客观上社会的急速变革和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主观上紧张的精神探索和思想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促成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由贵族地主向宗法制农民的激变。他辞去县贵族长的职务，拒绝担任法庭陪审员，从事体力劳动，力图按照农民的方式生活，决心和本阶级决裂。这个原来拥有好几处庄园和三百多农奴的伯爵，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千百万农民的反抗和绝望”的表现者。他后期的一些主要作品，如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长篇杰作《复活》(1898--1899)，形象地反映了千百万农民强烈的仇恨，摆脱过去的愿望和对未来的向往，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复活》是托尔斯泰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作家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长篇小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便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看出受审的正是门己侮辱过的女人，忽然“良心发现”，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她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 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感召，终又“更深地爱上他”，但为了不拖累他的前程，拒绝和他结婚。小说以单线条的简明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戕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势；他反对官方救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彼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了。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较以前朴质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比作者以前的作品更多的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遭到明显的破坏。托尔斯泰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敬仰，同时也引起全国统冶集团的极度恐慌。当时曾有人建议亚力山大三世查办作家但沙皇的宪兵将军回答说：他的“声望太大，俄罗斯的监狱容纳不了它。”反动当局不敢用公开的严厉镇压对付托尔斯泰，他们决定从精神上摧毁这位伟大的作家。一九O一年俄国最高教会机关宣布托尔斯泰为“邪教徒和叛教者”，并开除了他的教籍。但作家没有屈服。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后,托尔斯泰虽已年近八旬，仍一再著文，强烈抗议沙皇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对革命者滥用死刑。一九一O年十月二十八日，托尔斯泰经过长期紧张的精神探索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摆脱贵族生活，把财产交给妻子，弃家出走，以期实现他“平民化”的宿愿。结果中途得了肺炎，同年十一月七日死于阿斯塔堡车站。依照作家生前的愿望，遗休安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个悬崖附近，坟上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墓碑。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一直非常重视托尔斯。从作家的生前到死后，列宁先后写了七篇专门论述他的文章。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因为他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列宁还说：“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竞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革命导师的光辉著作，是对托尔斯泰这个“十九世纪所有伟人中最复杂的人物”(高尔基说)一生思想和创作的最科学的评价。列宁称赞：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的创作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大步”。鲁迅评价：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