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大学的学费是不一样的，从几十块大洋到二、三百块大洋不等。

1932年，北京颐和园附近挂甲屯的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两百块大洋，最基本的饮食开销就要花掉一百零五块大洋，一年到头最多只能攒下十几块大洋，供孩子读中学都读不起，何况读大学？考试费用首先，在 上大学得交报名费。 没有统一高考，你高中毕业了想读大学，直接去你想要就读的那所大学报名就行了。报名的时候会让你缴纳报名费，一般是三五块大洋。例如1930年北大招收一年级新生，报名费就是三块大洋，同一年中山大学招收新生，报名费也是三块大洋。不管最终是否取得入学资格，报名费是不会退给你的。几块大洋的报名费，听起来好像可以忽略不计，其实不然。因为 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各学校自由安排入学考试的时间。例如1931年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安排在7月份的6日到8日，而南开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却安排在7月下旬。 的考生们为了提高被高校录取的机会，往往会同时报考好几所大学，然后挨个参加每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样一来，不光报名费要交好几份，而且还得花很多差旅费——刚在南京考完，又赶紧坐火车跑到上海参加另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肯定得花钱买车票以及住旅馆。穷人的孩子读不起各学校的学费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录取，第一个学年要缴六十块大洋的学费，而如果被清华大学录取，只缴四十块大洋就可以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在当时都是私立学校，没有政府的补贴，学费很贵。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和复旦每年的学费都是一百块大洋，而同济大学的学费则高达两百块大洋！无论是每学年几十块大洋学费的公立大学，还是每学年一两百块大洋学费的私立大学，穷人家的孩子都是读不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实在是低得可怜。1932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做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两百块大洋，基本的饮食开销就要花掉一百零五块大洋，剩下的钱刨去看病、买估衣（不舍得买新衣服）、走亲戚、随份子，一年到头最多只能攒下十几块大洋，碰上年成不好的时候还得欠债，供孩子读中学都读不起，何况读大学？1931年， 的笔杆子、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主笔陶希圣感叹说：“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大学则是所谓的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事实上，即使穷人家的孩子硬撑着上了学，最后可能还是会因为家里接济不上而被迫退学。1935年寒假，著名诗人臧克家收到他的一个农村学生的来信，信上说：“今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我家经济破产，下学期我爸不让我再上了，我一直哭了三天也没法，老师，你想想这是个什么世界啊！”不一样的学费当然，也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就一定没有出路。在 ，穷人家的孩子如果考大学，一般会选择师范院校，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各省的省立师范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很多师范院校甚至还免费给学生提供食宿。当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报考大学时，正是因为家里不再寄钱给他，他才不得不报考了学杂费全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 所有高校当中，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这两类高校的学费是最高的，而且收费项目也很多。例如设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那年，每学年学费高达两百块大洋，此外还要收取二十块大洋的书籍费、十块大洋的校服费，学生去实验室做试验，还要缴纳24块大洋的试验费，去图书馆查阅图书，也要花10块大洋办一张借阅卡。但是物有所值，教会学校收费虽高，校园环境和教学质量也相当优越。首先是住宿条件好。在北洋政府时期，北大的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冬天没有热水供应，学生冻得发抖；而身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两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都配备了浴缸、电话、饮水器和洗衣设备，学校不间断供应热水，每个楼层还都有一个小厨房，嫌大伙房饭菜不合口味的学生还可以在小厨房里自己做饭吃。其次，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是一流的，大多数教科书都用英文编写，任课教师也多为外籍教授。例如，上海浸会大学全校50名教授，其中22个是美国人，老师用英语讲课，学生用英语交流，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口语水平高得吓人，只学一两年英语，就能跟老外顺利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