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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怎样通往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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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11日,坦克开上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大街,一边朝前冲一边开炮,战斗机呼啸而过,轰炸政府大楼。

智利总统阿连德和他的支持者们被围困在总统府里。楼里只有36名总统的支持者,叛军向总统府发射了24枚导弹。阿连德自杀身亡。政变的发动者是皮诺切特将军。有着160多年民主历史的智利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国家。根据已经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料,美国在背地里支持了这场血腥的军事政变。美国将政治上左翼的阿连德视为眼中钉。当阿连德竞选获胜之后,尼克松总统就跟CIA的头子Richard Helms说,得想办法让智利经济“惨叫”。美国最担心的是阿连德会将智利的外国企业国有化。美国当时的对外投资约有20%流向拉美国家。美国的跨国公司,比如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担心自己在智利的投资会被收归国有,迫不及待地要求政府出面干预,扳倒阿连德。正当皮诺切特的坦克炮轰总统府的时候,几个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聚集在一家右翼报纸的印刷厂里,催促着工人赶紧印刷军政府的经济计划书。9月12日中午,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经济计划书已经摆在了军事司令部的办公桌上。这些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小子”,因为他们都是在芝加哥大学接受的经济学训练。他们之所以能够到芝加哥大学,是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赞助。1953年,美国驻智利国际合作办公室的主任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一起访问智利,他们对当时以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为首的拉美经济学家深感厌恶。在这两个美国人看来,拉美经济学家都是“粉红色”的,他们离社会主义思想太近了。两人商量,何不设立一个项目,专门由芝加哥大学来训练一批年轻的,思想正确、作风过硬的智利经济学家 这个建议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但当福特基金会找到智利最好的大学智利大学的时候,被校长冷冷地拒之门外。智利大学的校长说,如果没有办法自己决定派学生到哪一所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我们宁可不接受这一恩惠。无奈之下,福特基金会找到了另一所名气稍差、但更加保守的大学,即智利天主教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当时连经济系都没有。听到这么好的条件,他们立马就和福特基金会达成了协议。从1956年起,一批批智利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到芝加哥大学深造。每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都会有大约40-50名来自拉美的留学生,占其研究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哈佛或MIT,拉美留学生一般只有四五人而已。智利经济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在教室里、饭桌上,热烈地讨论左翼经济学家的政策到底错在哪里。当这批学生学成归国之后,他们中有一批人回到智利天主教大学任教。1963年,智利天主教大学经济系的13名教师中,12名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他们被称为“芝加哥小子”。芝加哥大学希望这批学生回到智利,能够称霸学术界,进而影响决策的方向,但“芝加哥小子”们回国之后,一直被边缘化,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奇谈怪论。直到皮诺切特的部队在大街小巷搜捕左翼人士的时候,“芝加哥小子”们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后来说,皮诺切特一开始是自己蛮干,到收拾不了局面的时候才求助于“芝加哥小子”。这是撒谎。皮诺切特还没有上台之前,“芝加哥小子”们就已经参与了密谋。他们为皮诺切特制定的经济计划书就是证据。这份计划书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越写越长,最后被称为El Ladrillo,意思是像砖头一样厚的书。“芝加哥小子”们提出的建议和他们的老师弗里德曼的主张如出一辙:私有化、放松管制、削减公共支出。乍看起来,政治独裁和经济自由似乎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事实上,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它们都信奉“休克疗法”。美国军方曾经将“震骇”(shock and awe)战术定义为,通过制造超过人们想象的恐惧和破坏打击对手。皮诺切特正是这样做的。他刚上台几天,就逮捕了上万人。一卡车一卡车的人被押送到圣地亚哥的两个足球场,士兵带着蒙住自己面目的告密分子,一个一个地指认谁是“颠覆分子”。士兵们把被指认出来的人拖到更衣室审讯拷打,很多人被就地枪决。这种明目张胆的屠杀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抗议,于是,皮诺切特和他的人变得更加“谨慎”。人们不再是被处决,他们只是“失踪”了。士兵和警察依然肆无忌惮地逮捕人,从家里抓人,在大街上抓人,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妇女被揪住头发拖下车,一对在教堂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在亲友的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他们被带走之后,就被关押、枪决,尸体被扔在荒凉的乱坟岗上,或是用直升飞机运到海上,抛进海里。为了防止尸体浮起来,秘密警察会先用刀把尸体的肚子剖开。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皮诺切特拷打或杀害,据估计,至少有10万到15万人被捕,上万人被害。皮诺切特说,这些人都是极端的恐怖分子,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智利被赤化。事实上,被害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企业家和学者。他们之所以被害,不是因为他们手中有凶器,而是因为心中有信仰。著名的民谣歌手Victor Jara就是其中一员。凶手们先把他的双手剁下,这样他就不能再弹吉他了,然后,他们朝他射出了44发子弹。智利大学经济系有很多师生不同意“芝加哥小子”们的主张。一天,在经济系的大门口,六位学生被当众枪杀,为的就是要“震骇”。Orlando Letelier原来是阿连德总统的驻美大使,后来被皮诺切特关进了牢房,发配到苦役集中营。1976年,他终于被解救出来,到了美国华盛顿,在一家进步主义的智库做研究。他写了一篇抨击皮诺切特和“芝加哥小子”的檄文。一个月之后,当他开车上班,穿过雍容华贵的使馆区的时候,一颗遥控炸弹爆炸了,汽车被炸得飞上了天,Letelire的双腿也飞上了天。他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死去了。政治上的“震骇”为经济上的“休克疗法”铺平了道路。皮诺切特听从了“芝加哥小子”们的建议: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尤其是对金融投机的管制;降低进口关税;削减10%的政府开支——当然,军事支出大幅度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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