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兰博士在甲骨文研究中的重要贡献，便是参预整理和编撰《英国所藏甲骨集》。
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未久，便引起一些外籍人士的兴趣，部分甲骨在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德国、前苏联、瑞典、瑞士、法国、新加坡、比利时和朝鲜等12国共藏约26700片，约占甲骨收藏总数15万多片的18%。其中，收藏数量较多的是日、加、美、英四国，而前三国的甲骨已有拓本发表，唯英国付诸阙如。学者们研究英国所藏甲骨，依据的是《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The Couling—Chalfant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1935，上海，)》和《金璋所藏甲骨卜辞》(The Hopkins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1939，纽约)两部摹本及以照片形式发表的亚士摩兰博物馆所藏三十四片中的八片。这两部摹本摹写失真，《金璋》中的甲骨文摹片又比原来稍有缩小，使学者难以将其与别的甲骨拼合。此外，二书尚有漏字、甲骨倒置、缺反面文字和骨臼文字等问题，而且有相当数量的英国所藏甲骨未囊括其中。多年来，海外的甲骨研究一直以此为憾。1982年始，艾兰博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李学勤、齐文心合作，对英国所藏甲骨进行调察和施拓，拓集英国十一个公私单位所藏约3000片甲骨，经过辨伪，略去全伪和字迹不清的残片，选用甲骨凡2674片收入《英国所藏甲骨集》(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图版，下编为释文和附录，于1985年和1991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其中，除了摹本中已发表过的1649片外，增加了1025片前此未曾发表过的新材料。据该书所附分期分类表看，这些甲骨有66%属于董作宾划分的第一期，这期甲骨是商朝占卜内容最为广泛的时期，价值也最大。《英国所藏甲骨集》的问世，为研究和澄清甲骨学和商史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信而可征的新材料，其学术价值是显见的。除了参加整理和编撰《英国所藏甲骨集》外，艾兰博士在甲骨研究上的另一贡献，便是采用新的技术和手段来鉴定甲骨。艾兰博士以摄影机加于显微镜上拍摄甲骨单字或局部，通过显微放大显示出了刻道的形态，弄清了用刀刻划的次数及笔划的先后，从而为真字和伪刻字的比较提供了更科学的手段，某些疑难问题由是得到重新检验和解决。关于契刻的刻刀，关于卜辞与兆的时间先后，关于笔划的方向和顺序，关于刻手与贞人等，都可以通过显微照片得到解决。此外，通过显微照片还能就甲骨分期和书体的演变及伪刻等问题提供确凿的根据。当然，艾兰博士经由甲骨显微照片所得出的上述结论尚不全是定论，还有进一步研讨的余地。然而，她这种显微放大的方法无疑是甲骨研究中方法论意义上的重要突破。 除了在甲骨学方面的贡献外，艾兰对中国青铜器也颇有研究，她曾同李学勤合著《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一书。在该书“附论”中，艾兰就西方汉学界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进行了详尽的回述，且论列得失，多所获得。艾兰教授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是以对西方汉学及艺术史的通盘了解和独特审视作为其理论的铺垫，提出的一些结论往往使人感到新颖且厚实。1992年,当时就职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 SOAS) 的艾兰( Sarah Allan) 博士主编了一本反映中西方研究中国商周青铜器最新成果的论文集《中国早期青铜礼器的释义问题》, 其中艾兰本人撰写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青铜器》一文, 对20世纪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历程作了系统回顾与展望，揭示了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青铜器和中国早期文明中的宗教信仰和艺术传统的基本历史和趋势。竹简《太一·水·郭店<老子>》论文中，艾兰认为，在《太一生水》的宇宙论中，道作为以水为原型的抽象概念，被名作太一。太一是北极星与北极星之神，是一个作为水之来源的宇宙现象，而水则是此后万物的本源。《太一生水》篇之“太一”乃是“道”的别名，是作为宇宙中心的北极，是宇宙之水的不竭源泉；道的哲学概念即植根于从自然之源中源源不断流出的水的隐喻。艾兰的论文正是利用西方学术界关于“喻象学(metaphorology)”的最新理论，进一步对中国早期思想中的喻象思维和隐喻应用作出分析。阴阳五行说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亦体现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中国古代哲学术语中存在大量以自然物为比喻和形象化的描述，许多抽象的概念往往是跟特定的具体形象和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艾兰对水、植物这类自然现象与哲学里的道、无为、天命、本性等概念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一组与阴阳五行相关的自然“喻象(metaphor)”在阴阳五行说之外的哲学含义。她还观察到中英文在对译某些哲学名词时的困难反映了中西思维的一些本质区别。 《世袭与禅让》原是艾兰教授的博士论文。1970年开始写作该文，1974年交付加州伯克利大学。1981年，该文稍做修改后出版。写作本书的想法最初源于她的分析有关周初太公望的传说的硕士论文。在那项研究中她发现中国古代文献，尤其是哲学著作中，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常常作为同一主题的例证被加以讨论，例如：开国君王的相，周代的太公望和商代的伊尹常被组合在一起；又如：夏末代王桀和商末代王纣。这些人物又有可能同与其相对的人物进行比较，例如：太公望与周灭商后拒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相比照，或者桀和纣同汤和文王相比照。因此，她决定对有关从尧到舜直到周初的统治权转换的传说人物进行综合性研究，依据早期文献来确定不同人物之间的概念性关系。她出色地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理论与方法，把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关尧、舜、禹、启直至商、周王朝的建立的历史传说当作一种观念运动所产生出来的历史来作全新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隐藏在传说背后的深层结构，显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当代西方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一种涉诸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认为，结构由许多成分组成，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就是结构。结构主义又把结构区分为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前者指现象内部的联系，只有通过模式才可认识，后者指现象的外部联系，通过人的感觉便可知道。结构主义者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深层结构。简言之，“我们可以把结构主义的影响看作象X射线，透过表面上独立存在的具体客体，透过以要素为中心的世界去探究关系的世界。”在《世袭与禅让》中，艾兰指出，中国古史的记录方法随着哲学观点的改变而规律性地改变着，上古帝王“尧”跟“舜”之间的关系有禅让、篡位或简单地只是众望所归，这全因作者不同而有异。而且，历史传说的功能跟神话的功能一样，都是为了调解一种固有的社会冲突。在围绕着权力交替的那些传说来看，里面总是贯穿以世袭还是以德性来治理天下，为一人之家还是为更大的社会集团这种典型的冲突。这里所谓“德性”，基本上反映了较大的共同体或国家的要求，其有时与一己之家或血缘组织的利益相冲突。而“世袭”则是为了维护家庭或血缘组织彼此区别的社会所固有，但对于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组织而言则尤为重要。在中国传统上定居的农业社会，由于复杂的血缘组织系统与君主世袭而官吏不世袭的政治组织共存，这种对立就异常重要了。世袭与德性是中国古代王朝传说的主题。这里，艾兰博士揭示了古代作者是如何把一个传说跟一个时代挂钩，及又是怎样去复述另一个时代的传说。《世袭与禅让》是借用结构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远古传说的一部成功之作。在该书中，作者所关注的并非神话传说的历史发展或历史真实性，即古代文献中的历史是真抑或是伪，而是早期作者如何运用“历史”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她的主要依据不是大篇幅的、具体的神话描写，而是那些哲学家总结其要义的简短句子。这样，她得以在古代作者自己所描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建构传说人物之间的关系体系。本书共七章，作者在第一章里，提出问题，展开理论探讨。第二章至第五章，对围绕权力转换关键时期的五套传说系列分别进行讨论，并且用图表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
①从尧到舜的权力转换；②从舜到禹的权力转换；③启的继位和第一个世袭王朝——夏的建立；④商王朝的建立；⑤周朝的建立。第六章讨论的是哲学文献——《墨子》、《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和《庄子》，通过对它们的分析研究来判断是否在这些历史记述中暗含着与某种特定的哲学观点相一致的转换模式。第七章仅对中国后期神话传说的重要性进行简要探讨。所讨论的主题和要点，虽然在汉代和汉代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仍然显现出与以前大体相似的情况，继续对中国历史、历史编纂工作和历史题材的小说产生着影响。《龟之谜: 中国早期的神话、艺术与宇宙》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