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正理解“柏林大学模式”的意义，有必要首先对人们极易产生误解的“科教兴国”概念加以澄清。

所谓“科教兴国”，指的是国家政府在不作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让教育与科学自由发展，并通过其成就来自动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并繁荣国家。英、美等早起的现代化源生型国家，在不断摸索前行的进程中，走的就是这种“科教兴国”的路子。而对于那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推行的战略都不是什么“科教兴国”，而是“国兴科教”，即国家政府运用自己的权威，通过对教育与科学事业采取积极、强有力的干预政策，促进教育与科学的昌盛，继而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并繁荣国家。这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选择这种“国兴科教”的战略，有着相当自然的逻辑。由于在遭受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时陷入了深刻的民族生存危机，为救亡图存，这些传统国家的权力精英们必须去走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这就决定了它们进行的现代化是一场预定性的现代化。正因为如此，在最早遭受工业文明冲击的德意志—普鲁士的土地上，现代化第一次获得了它自觉的、目标明确的进程，它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它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指引它的也是经过公开讨论和刻意选择的策略。当国家认识到教育与科学在这种赶超型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时，便不再像过去那样听任教育与科学自身的缓慢发展，而是将其放到了国家战略决策的高度上积极加以促进，这种国家战略也就体现为“国兴科教”。因此，在这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大学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种与源生型现代化国家大学的区别。在英、美等国，最好的大学都是那些与中世纪的神学院有着相当连续性发展关联的大学，或是由私人自由创办起来的大学。这些私立性质的大学为了保持其自身发展的稳定性，都与国家政治保持着一种肯定的距离，而且一般都不设在“天子脚下”，因而也拥有极大的自由度、独立性和多样化。而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里，首先从德意志—普鲁士开始，包括以后的日本、俄罗斯，甚至连同后来的中国在内，由于大学教育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到国家的战略决策之中，以至于它已不再是教会或私人性质的事务，而是事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因此，最好的大学是那些以国家财政为后盾的公立大学，并往往设在“天子脚下”，与之相联系，这些国家的大学体制也就往往具有一种模式规范化的特点。当这种模式能在“科学与理性”以及“相对自由”原则的指导下产生出来，并能获得健康发展时，它所带来的大学体制上的先进性、科学上的快速进步以及文化上的普遍繁荣，甚至是那些早起的源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私立大学都无法比拟的。而国家一旦废弃大学的“科学与理性”以及“相对自由”原则，便会迅速地带来大学教育、科学事业以至整个社会文化的衰败，这种衰败自然意味着国家整体战略的失败，同时也成为政府无法推卸的历史罪责。“柏林大学模式”的发展历程正是对这种教育和科学发展的辩证法最为典范的注解。一、“国兴科教”战略的提出18世纪晚期，在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区域内，尽管已有各类大学60余所，但由于政治上的分裂与内外局势的混乱，德意志的大学教育在欧洲是极为落后的。“狂飚突进运动”的著名人物莱辛就曾经尖锐地指出过：“德意志的大学只是一些经院哲学式的神学院，它们正在行会精神、任人为亲、裙带关系、普遍的僵化和经院哲学的败落中沉沦”。 因此，他对当时的德意志旧大学是不抱任何希望的。不过在当时的普鲁士，仍有一所稍具现代性的大学，即哈勒大学，它并不是来源于教会，而是由腓特烈大帝的国家政府出资创办的。但这所大学却在19世纪初年拿破仑征服中被法国占领者撤除，同时撤除的德意志大学还有科隆大学、哥廷根大学、英尔施塔特大学、特里尔大学、美因茨大学、波恩大学、迪林根大学、赫尔姆施泰特大学、林腾大学、班贝克大学、福尔达大学、杜塞尔多夫大学、阿尔特多夫大学、萨尔茨堡大学、因斯布鲁克大学、帕骚大学和伦贝格大学等。总之，凡是被拿破仑强行划入法国版图与势力范围的德意志领土上的大学均被撤除，因为拿破仑是这样告诉他的元帅和将军们的：“要彻底地征服一个民族，最为成功的方式就是首先打击它的知识分子!”然而，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的冲击推动了德意志的改革运动。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对欧洲所有的民族来说，生存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正如著名的官僚改革家冯 哈登堡指出的那样：“在今天的世界上，谁要想生存下去，谁就必须保持效率与竞争能力，必须进行民族的自我更新，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使自己强制性地接受这个时代的新原则，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因此，外来现代化的强制性动员起德意志内部正在形成的现代化意志，并赋予了它改革的推动力，德意志最大的邦国之一，普鲁士，成为了这场大改革的中心。1806年《堤尔西特和约》签订后，这个被剥夺了一半领土、流尽鲜血、一贫如洗的普鲁士还得向拿破仑法国交纳沉重的战争赔款。在国家财力极度枯竭的情况下，“具有哲学家头脑的”国王威廉三世，对从哈勒大学逃出来的教授们这样说道：“这个国家必须通过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 1807年10月，普鲁士政府就经济困境与办教育的关系问题举行了一次专门的内阁会议，威廉三世在会议上再度明确了他的态度：“正是由于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国防大臣沙恩霍斯特也深表赞同，他这样说到：“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要有在教育与科学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即将出任内政部教育司司长的威廉 冯 洪堡也指出：“大学是一种最高级的手段，惟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在启蒙与教育上真正的世界领先地位！”从普鲁士官僚改革派“国家办教育”、“最好手段”、“最高级的手段”之类的思想概念来看，不难发现他们选择的战略并非“科教兴国”，而是“国兴科教”。对此，大哲学家、教育学家约翰 戈特利布 费希特曾在这次普鲁士内阁会议之后，发表了一系列激昂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不仅进一步指出了这一“国兴科教”的战略方向，而且对此做出了积极的评价：“普鲁士的解放取决于她是否能建立起一套适当的教育体系，这套体系应当是国有化的体系”。“新国王与拥护他的一批要人在准备实行一场教育大改革，它足以与拿破仑的社会改革相媲美！”总之，“教育”与“科学”，成为了普鲁士改革派官僚的口号。这个国家力图通过一场教育现代化来优化它的国民，以获得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纳税能力，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忠诚，更少的犯罪，更好的官员，并最终达到摆脱落后挨打、步入世界强国之林的战略目标。随着这一“国兴科教”战略的提出，改造传统的旧大学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普鲁士决心废除败落的旧大学体制，建立理性的新组织──现代化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