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菲，笔名宇文秋水，1971年生。
天津人，五六岁时，在家长的引导下读了很多诗和其他文学作品，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书呆子”，后来，又学写作，并在初中时出了一本诗集，她的诗作还获得“世界儿童诗歌比赛”的国内奖。田晓菲，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1991年获得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出版作品有《爱之歌》（诗集，1988），《生活的单行道》（散文集，1993），《秋水堂论金瓶梅》（2003）等。译著包括《毛**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合译，1988），《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2001），《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2002）。已完成的书稿有：《赭城》（中文，待出），《尘几录：陶潜与手抄本文化》（英文，待出）。现正致力于梁朝宫廷文化研究。少年诗人，13岁就已经出版两本诗集的田晓菲自从远赴美国后，中国古典文学学者的身份似乎代替了诗人身份，“现在还在写白话诗，对新诗我一直很感兴趣。一般人可能这样理解，研究古典诗词那你肯定比较偏爱这个东西，但我和宇文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都很喜欢新诗。”对于自己的少年成名，已有几缕华发的田晓菲看来，那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这个1980年代学子的偶像在华师大、复旦的校园中依旧受到追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从来没想过要出名，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要成为现在的样子。只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志在文学。”35岁成为哈佛教授，如今的课堂上还时常出现比自己年长的学生，田晓菲回忆说：“我从1998年就开始在东亚系教书，那个时候我和学生的年龄差距不是太大，但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小了，可能我也老了。”在美国教授中国古典诗歌，田晓菲说，理解诗歌语言不是真正的问题，“中国人在理解古诗的时候也未必有先天的母语优势，我们现代人其实对古诗也是有相当隔阂的。我不觉得语言是最重要的障碍，历史造成的文化隔阂才是理解古诗的最大障碍，这种障碍是我们中国人也会面对的。”但田晓菲坦言，教书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美国学生花时间来学那么遥远的他国文化，“现代人为什么要学中国古典文学？对我们的人生有何意义？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大学毕竟不是职业学校，大学是让学生懂得将来如何做人的地方。他的生活如果对另外一种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化有点了解的话，他整个人就会有很大改变。”在东亚系，既有美国学生，也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老师，也敏感地察觉到两者在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上的差异，“中国学生到了东亚系，理所当然认为汉语是自己的母语，所以在读古诗时很不仔细。美国学生则一个字一个字扣得非常细———越是以为自己有母语优势，往往会一目十行。所以，我做的是，让学生把诗歌翻译成英文，这可以非常好地检验学生的理解。”随着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身在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田晓菲也切身感受到这一热潮对自己工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生要求学习汉语，这当然有很多实用因素，但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美国人也越来越多。遗憾的是大部分美国人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所以我很希望，我能把古典文学研究和现代生活接轨。”“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知音田晓菲。”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序中将妻子田晓菲称为“知音”。“我在一本关于萧梁的新书中，也写到‘献给我的知音宇文所安’，我们互相是‘知音’。”面前的田晓菲自豪地说道。同为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教授，两人夫妻、朋友、同事的多重关系在哈佛大学成为美谈，“但实际上，同事、学生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奇感。我们一起开会、教书，我们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学生，但我们在学校里面还是很公事公办的。家庭私人关系不会带到哈佛大学的工作上去。”田晓菲说，“而在家里，夫妻、知音、同事的对谈，生活、社会、学术对我们来说都是混杂在一起的。我们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也常常探讨学术。我们在饭馆里经常会看到，夫妻、男女朋友在饭桌上可能没有什么话说，一个在看报另一个在吃饭，我们就会觉得很可惜，那为什么两个人要出去吃饭？我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饭桌上至少还有共同感兴趣的中国古典文学可以谈。”志趣相投的学者夫妻、跨国的婚姻，每个旁观者总会有些浪漫的想象，于是就以讹传讹了一些关于他俩的浪漫美谈，比如宇文作古诗向田晓菲求婚，“真的是误传，也没有因为研究古典文学而在家中一唱一和。”田晓菲笑着澄清道，“其实在同一屋檐下，我们还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我们家有两个办公室，一人一个互不干扰。”目前的田晓菲治魏晋南北朝诗，宇文所安更偏爱唐诗，二人似乎“瓜分”了中国古诗的黄金时代，“我们可没有刻意去分配，其实我和宇文的学术兴趣都很广泛，我现在写的两本书都正好是关于南北朝，但实际上我对宋元晚明的文学也很感兴趣，一直包括到现代文学。宇文所安的兴趣也十分广泛。宇文写过一系列关于唐诗的著作，但他最近还出了一本关于魏晋文学的书。”说到这，田晓菲一再表示：“我还是不要替他代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