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 私人账户里可能存有数千万资产考察“ 有多少钱”，首先当然是要厘清他有多少私人财产。
蒋氏对金钱并不迷恋，对“贪利”亦深恶痛绝。但有资料显示， 外国银行私人账户里的资产一度高达数千万。
1、蒋氏日记明言：以奢侈、贪利为可耻，立志要做到“廉洁清高”在上海， 因为炒股曾有大笔收入，生活不免奢侈。1920年岁末时， 核查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于是在日记中写道：“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可见 对自己的挥霍无度是严厉自责的。1922年，上海股市崩盘， 的公司倒闭了，也就没有了奢侈的基础。只过了两年，曾经一年花七八千的 竟负债累累。1924年， 因为葬母等原因，欠下一大笔债务。他写信给张静江，想让孙中山和张静江以其“个人亏空名义报销”债务。但是信寄出去之后， 就后悔了，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余地乎！”由此可知，在 内心中，他不仅鄙视“贪利”行为，还以“企图经济”为耻。
2、作为“委员长”，蒋氏拿800元月薪，另可随时申请大额特别费 军人出身，早年又一直在参加革命，自然没什么积蓄。直到1920年，他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命陈果夫筹组上海证券交易所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取名“茂新公司”，经营棉花和证券。茂新的股本逐渐由一万元增加到一万五千元，后来又扩增到三万元，生意差的时候，一天能赚佣金三十多元，生意好的时候，能超过两千元。对 而言，炒股只是偶尔尝试，当官才是一生主业。他当的官大，拿的工资当然也就高。依照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级公务员月俸800元。 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与五院院长一样，拿这个最高标准。参阅1946年的《修正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级官员依旧是月俸800元。20世纪30年代，中国物价很低，南京的大米每斤大洋4分，牛肉每斤大洋3角。所以 这个薪水那是相当之高的了。在工资之外，公务员还有数额不等的“特别费”，作为官员福利。 名下的特别费是每月3万元法币。1936年12月，财政部致函中央银行，“兹请贵行在国库项下拨付委员长二十五年七月至十二月份特别费每月各三万元，共计国币壹拾捌万元……” 明面上领取的特别费是3万元，但事实上他能根据需要，随时向财政部、中央银行申请大额特别费。
3、有资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 夫妇的财产可能多达数千万 的个人资产有多少，目前还没有权威档案可以证实，但有两份资料，能让我们大致了解一二。蔡元培在1935年1月1日的日记上记录了当时的公益组织，为找人募捐，而在上海做的一次调查，“急赈灾区普捐会为普遍起见，首先调查本埠富有阶级，决募殷富捐……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如后： ，房产、地产一百三十万元，不动产约一千万元。宋美龄，不动产及动产合计三千五百万元。宋子文，不动产及动产三千五百万元。孔祥熙，不动产及动产一千八百万元……”如果这份信息可信的话，那 、宋美龄夫妇在上海即有4630万元的财产。不知道急赈灾区普捐会的依据为何，其调查结果只能姑且备为一说。陈明远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的张嘉璈档案中，发现了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所做的秘密报告。报告显示， 拥有资产6639万（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094万（377万美元）、宋子文有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有5214万（635万美元）。鉴于情报机关所做调查，目的不是公开发表抹黑国民政府高官，因此有一定的可信度。此外，鉴于将“集团资产”存入外国银行私人账户，是20-30年代军阀政客们最常用之手段，以备在位之时能够随意取用、下野之后能够东山再起——譬如冯玉祥——日本特务机关的此项调查结果，当与此一风气有关。
4、郝柏村说： “他们过去不能说没钱”，但不承认存在贪污后来 夫妇到 ，确实损失了大部分财产。郝伯村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回答国民党是否贪腐的问题时说：“你说贪污腐化？你看老总统在溪口的房子，他来台后也没买房子，蒋经国也没有自己的财产……当然他们过去不能说没钱，也许在南京或哪个地方有房子，但都丢掉了，如果说他们贪污，应该买了很多东西带出来，但并没有。”2003年宋美龄逝世，长期陪伴她的孔令仪也说，姑姑一生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别无其他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的生活费用、医疗费用都是由孔家支付的。
二、为政治需要， 大陆时期，一直随意取用国库在动乱时代，蒋氏为稳定政局、统一政权，不得不随时制定策略，花费大量金钱收买政敌或出兵打仗，无法正常履行政府预算。故考察“ 有多少钱”，还需厘清他不经正规程序，从国库随需随取，花了多少钱。总额虽难统计，但试举几例，既不难窥见大致面貌：例一： 以重金收买冯玉祥部将，出高于飞机原价的钱招降两广空军1929年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冯一切职务，驳斥说：“冯氏所举以激怒诸将士，使之背弃中央者，无非谓中央故存畛域，坐视第二集团军之困苦窘迫而不稍加体恤”，事实上“每月由中央协拨50万元。讨逆军兴以后，尤特加补助，计4月份所拨打150万元。而本月铣日中央尚在沪拨付50万元……”既然冯玉祥的国民军是因为无饷才反的，那 将军费奉上，自然能瓦解敌军。 命人给冯玉祥所部大将韩复榘、石友三各送军费100万元，许诺继续让韩复榘任河南省**。以后，国民政府每月给韩、石军费各60万元。过后不久，韩复榘、石友三即倒戈投蒋。这些钱，均取自国库而无正规程序。1936年，李宗仁的桂系又与陈济棠的粤系联手，发动“两广事变”。陈济棠手上的广东空军有飞机一百余架，数量超过南京空军。广东飞行员钟锦棠回忆，“ 方面，为了对付西南称兵的局面，除派陈诚、罗卓英率领30万大军包围粤北外，为了配合陆军进攻，便对广东空军进行收买分化，以瓦解陈济棠的空军实力，特派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等携带巨款亲赴港穗进行收买广东空军活动……拟订每架飞机2万元，官加一级，队长还附有汽车、洋房等优惠条件，作为广东空军反陈投蒋的代价。”随后，70余架飞机、120余名飞行员就在黄光锐率领下，从广东投奔南京了。据邢烨《戴笠传》，戴笠当年奉 之命，“收买两广空军所花的钱，已超过了所得全部飞机的价值”。例二： 凭手令或意愿，可随意自国库支出经费，资助他人除军费以外， 想给个人拨款，也无需任何手续，只要一句话就能办到。这种拨款相当之多，1934年12月给吴佩孚5000元，1936年5月给胡汉民家属赡养费5万元，1937年1月给傅作义1万元等等，皆由财政部通知中央银行，从国库中拨款。1942年1月，陈布雷向 汇报了陈独秀生活拮据的情况，蒋同意给予其资助。为防被拒，特意让朱家骅以私人名义，托张国焘把钱交给陈独秀。陈布雷在给朱家骅的电报中说，“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示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当饬公费股周股长奉上，送到时请察收赐复（电话告弟即可）为荷！”公费股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属部门，而侍从室因为不是政府体制以内的设置，其活动经费来自于 名下的特别费。1949年后，胡适困居美国。1950年至1952年，胡适受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5200美元；事实上，胡适在1952年4月曾算过一笔账，每年他在美国的开销约6600美元。这部分亏空是通过 的援助才补上的。陈红民查到 与俞国华的往来电报，发现1951年至1955年间， 让俞国华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不独政学界人士，蒋氏资助下属也极多。其身边的侍从人员多有回忆；中央党部之王子壮在重庆期间也曾收到过蒋氏的钱。蒋氏究竟以个人名义，自国库取钱，资助了多少人，迄今尚无统计数据。例三：孔祥熙主管财政后，所谓中央银行或国库，事实上任由 取用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后，宋子文即以财政部长兼任银行总裁。他力图使政府各项收入全部存入中央银行，使其实现“代理国库”的作用。宋子文任职期间，央行资产总额增加了10倍，纯收益增加了60倍。宋子文主张实施严格的预算制, 反对任意增加经费支出。这显然会与 产生矛盾。1933年, 宋子文辞去央行总裁职位, 由孔祥熙继任。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对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贝克说，宋子文去职是一个“纯粹的财政问题”。当时国民政府每月都出现巨额赤字， 要宋子文拨给2000万的“剿共经费”，宋子文不同意，且谓：只要他还掌权，就不会再发公债。在宋子文看来，之所以 会不断在预算之外要求拨款，是因为其不了解财政收支的实际状况。宋子文设想，由与蒋关系密切的孔祥熙当中央银行总裁，能使蒋即时获知国库的状况。如此一来，宋子文以财政部长身份，按财政预算拨付各项经费，也就容易取得 的谅解了。谁知孔样熙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趁宋子文到欧美各国访问，向国民政府大量垫款,全力配合 随意增加军费的要求。 既全然无视财政体系，宋子文也只能辞去所有职务。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后， 在用钱上自由了很多。1935年 赴云南与龙云洽谈时，甚至曾两次发电报要政府拨付现款：“如飞机有便，请令带钞洋五万元，川钞十万元来昆明为盼”“电请飞送中央纸币五万元，不足用，请再另送中央钞十五万元来滇。”所谓中央银行或国库，事实上任由 取用。
三、不过， 花私产时小心谨慎，生怕数错一张钞票相比于“因公消费”之大手笔，考察“ 究竟有多少钱”，还需考察蒋氏之“个人消费”情形究竟如何。
1、掌权后， 身上不再带钱，买东西要侍卫代为付账曾当过 卫士连长的宓熙回忆，1926年，在北伐期间， 曾在一个关帝庙中抽签。事后，“ 微微点点头，转身叫随从副官江志航给老和尚二百元纸币。”可见 这个时候已经不自己花钱了。北伐成功后， 就一直是国民政府事实上的掌控者，更没有机会去亲自摸钱了。 到 后，晚餐后常常会出去散步，看看周边的环境。不过宋美龄和 平常出门都不带钱，侍卫因为怕他们临时要钱用，平常值班人员身上都带着1000元公款，并轮流交接。宋美龄喜欢到处逛，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身上没钱，只好向侍卫借钱，事后再还给侍卫。另外一个事例可以从侧面证明， 长期不亲自花钱。 私人医生熊丸回忆，“有一天他（ ）向我要安眠药吃，但因他当时心脏不好，不能吃安眠药，所以我便给了他别的药，他也心知肚明。有一回他竟趁医生不在时，喊副官到他书桌下的皮包里拿钱，那副官在皮包里摸来摸去，却只找到两张十块钱美金。老先生当时便对他说；‘你拿这些钱去帮我买安眠药来。’那副官去哪儿用美金买安眠药？”2、 夫妇生活简朴，膳食费标准是每天三元 、宋美龄结婚后，他们每天的膳食费三元。 侍从秘书汪日章回忆，“ 和宋美龄请客吃饭也是常有的事，菜肴是普通的，有些人出来后说吃不饱。这里当然有拘束感的原因，但与不丰盛有关，在宋美龄的厨房里没有过多的酒肉，都是按少量吃新鲜配置的。”汪日章还说，“ 在这方面也够吝啬，若有部下请求济助，最多只批200元，就算是面子十足了。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上好几家，问明价格，择合意的地方去买。但对教会方面较慷慨，感情虔诚，每到一个省县若有基督教会，必邀集教友尤其是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家属举行茶话会或聚餐，以联络感情。”3、动用自己的钱给下属发红包时， 非常小心，唯恐数错了钞票 夫妇或许确有一定存款，但如上所说，他们对自己的钱是很小心的，绝不会大手大脚。长期做 卫士的翁元回忆，有一次，“我在总统府老先生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待命，忽然听见侍卫官叫我，说总统叫我进去。起先我是一愣，以为有什么事情，我毫不迟疑走进办公室，一眼看见他正打开自己的皮包，数着一叠崭新的10元新钞，那是当时面额最大的钞票，他轻轻叫了我一声，我走到距他的办公桌前方数步远的地方，笔直站在他那儿，老先生以一种很慈祥的口气开口了：‘翁元！这是我给你的奖赏，你要好好地用，不要浪费！’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沓鲜红的10元纸钞，递到我的手上。我赶紧用双手接过来。”翁元说，“我自己很清楚，在当时 财力拮据的情况下，在五六十年代，100元对一个普通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那时，其他的侍卫人员都是总统按造册发给的，但我是总统办公室的内勤人员……所以，必须动用他自己的钱来发给我……”翁元说，“侍卫官每年三节犒赏是给300元台币，侍卫没人给150元”，如上所说，他自己是100元。翁元曾经亲眼见过 数钱，“记得有一次，他正在数钞票，数着数着，怎么多了一张？他又从那叠原本要给我的新钞中，抽回了一张，刚好是10张10元纸钞。由此可见，老先生对于用钱是那样的谨慎，这和他节俭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