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汉字和汉语是相适应的？字是在有声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字。

语言是文字符号所代表的具体内容，如果没有语言，文字也就不可能存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符号，都是由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意义构成的统一体，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也不例外，也是由形式和内容两个部分组成的。世界上有许多民族，至今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只有文字没有语言的，语言并不依赖于文字而存在。可见，语言的确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记录语言，离不开语言。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字体系，虽然记录语言的方式不同，结构上千差万别，但依附于一定的语言而存在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从本质上看，文字实际上就是一种符号系统，只不过这种符号是代表语言的，而且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发挥作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字体系，按其记录语言的方式的不同，一般可分为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两大类。拼音文字用一定的构字符号表示语言中的各个语音单位，符号的排列组合顺序同所记录的语言单位的实际读音一致，所以能比较容易拼读出来。非拼音文字的构字符号同语音联系不紧密，从字形结构上看不出同所记录的词语的语音的联系，只能一个一个死记，不能拼读。汉字就属于非拼音文字。，这是由汉语的特点决定了的汉字。汉字和汉语相适应，主要是汉字的单音节形式和汉语的语素的单音节形式比较一致，用汉字记录汉语语素往往有一种对应的关系。汉字和汉语基本上相适应，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领会：第一，一个汉字代表音节，一个语素基本上也是一个音节，因此汉字和语素是相对应的，用汉字记录汉语语素非常合适。不过，汉字同语素对应，并不是说汉字与语素相等，仔细分析一下，其实汉字和语素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复杂的，毕竟汉字是文字单位，而语素是语言单位。汉字和语素间的复杂关系表现在，一个汉字可能表示几个不同的语素，如“米”表示大米的米和表示长度单位的米，“站”表示“站立”或“车站”的意义；也可能是几个汉字表示一个语素，像外来词“沙发、吉它、马来西亚”等是受外来词读音的影响用汉字转写，其中的汉字没有独立的意义，这样的词语可以不考虑，汉语传统中还有一些联绵字，都是几个汉字记录一个语素的，如“窈窕、秋千、琵琶、蜘蛛、犹豫、踌躇”等。当然，大部分汉字是一个汉字表示一个语素的，如“山、河、灯、人、看”等。第二，汉语是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语法意义、语法关系主要通过词序和虚词表示，而不像印欧语那样要用音素表示形态变化，所以汉语的特点决定了它用汉字记录是合适的。比如英语的动词do（打）有doing、did、done等形态变化，一个词（尤其是动词）的词形在不同的句子中是不一样的，其音素要发生变化，这样的语言用音素文字记录比较合适，而动词类似的含义，汉语是用一个个独立的语素（词）“正在、曾经、已经”等表示的，这种变化用写法固定的汉字记录就比较合适。又如英语的复数要在名词后加词尾s表示，这个语素也是在词内部增加音素（即内部屈折）显示出来的，而汉语，复数是增加一个语素“们”表示，非表人名词主要在前面加数量词体现，不是在词内部发生变化，这种情况用一个独立的汉字表示就非常方便，而把汉字用来表示类似英语那样的形态变化，就会困难重重。汉字与汉语相适用，我们可以通过汉字借用来记录朝鲜语、日语的情况反证。日本、朝鲜曾经先后借用汉字记录自己的语言，但是由于这两种语言与汉语在语法规则上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汉字只能记录它们中的固定的部分，而对于有形态变化的部分，写法固定，不能分解的汉字简直一筹莫展，所以日语、朝鲜语用汉字记录不完全合适，需要用字母表示形态变化的部分，正因为如此，朝鲜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谚文，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假名。而且历史上，汉字曾经被周边的少数民族借用，但是并没有被直接借用来记录本民族语言，而是在其基础上加以改造，使之适合自己民族语言的需要，例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等。第三，汉字记录汉语可以非常有效地区别同音词。汉语音节结构简单，声韵母配合只有400来个音节，声韵调配合只有1200多个音节，加之词形简短，以双音节词为主，单音节词依然十分活跃，可以说是汉语语汇的基础，这样同音语素和同音词就非常多，很容易混同，而形态各异的汉字就起到了分化同音词的作用，所以汉语同音词虽然很多，但用汉字记录，在书面上就把同音词巧妙地区别开了，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例如“公式－公事－攻势－宫室－工事”、“形式－形势－行事”、 “国是－国事－国势”、“期中－期终”等同音词，口头上说出来，语音完全一样，很容易混同，可是书面上用汉字记录下来，形体各异的汉字很自然就把它们区别开来，根本就没有混同的可能了。下面我们看几组读音完全相同而字形各异的汉字，对汉字的这种区分同音词的作用就一目了然了：ju（阴平）：居、鞠、拘、狙、疽、驹、苴、掬、琚、趄shi（去声）：是、市、式、事、示、视、世、势、适、试、室、蚀、誓、逝、柿li（去声）：力、立、沥、呖、例、利、里、粒、励、笠、历、莉、荔、栗、丽、隶yi（去声）：意、义、艺、易、翼、异、奕、翳、亿、抑、屹、役、逸、肄、臆、谊上面4组汉字，每组声韵调完全相同，可是汉字字形差别非常大，这样就非常方便地把不同的语素区别开来了。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曾经利用汉字的这个区别功能，用声韵完全相同的汉字编写了一个《施氏食狮史》的故事，抄录在这里供大家欣赏：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假如用拼音文字记录这些语素，按拼音文字的规则，读音相同的语素，其字形也应该相同，那这些语素就根本无法从字形上区别开来。汉字从古代的表意字发展到形声字，为什么没有再进一步跨进拼音文字的行列，这同汉字的这个有效区别同音词的功能不无关系，而且这也是不少人反对汉字改革，反对汉字拼音化的一个重要的理由。的确，拼音文字从目前看是无法解决汉语同音词问题的。第四，汉字具有超时空特性，适应记录汉语的需要。汉字的超时空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古今一致性比较强，二是具有沟通方言的特殊作用。汉字的超时代性，就是古今可通，上千年前的文献中的汉字，今天我们照样认识，其中看不懂的，不是汉字本身，而是古今语素意义的变化。虽然汉字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古今汉字结构方式、结构体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语言中的基本单位的对应关系相同，即都是记录语素（在古代同时又是词），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所以就具有了通贯古今的特殊作用了。比如我国历史上宋、元、明、清时代的小说，我们今天阅读起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困难，而同时代的用拼音文字记录的文献，今天一般人就很难看懂了，只有专家才能看懂，因为拼音文字要随词语读音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拼写（当然不是绝对一致，比如英语单词know中的k今天就不发音了，但拼写没有调整）。汉字的超空间的特性，就是具有特殊的沟通方言的作用。汉语方言复杂，有七大方言，如果细分，方言更多，而且各方言间的差别特别大。口头上，不同方言区的人根本不能进行交谈，如果谈话，就好像是在同外国人说话，互相不知所云，除非用双方共通的中介语（如普通话），否则就不能进行沟通。可是书面上用汉字笔谈，就出现了非常奇妙的情况：无论你是上海人、广东人，还是湖南人、福建人，互相之间毫无障碍。假如没有汉字，不同方言间的交往怎样进行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当然，汉字的这种沟通方言的作用，根本之处在于汉字记录的是汉语，虽然汉语方言众多，但各个方言的语法结构特点（词的特点、句子的特点）是一致的，语素意义差别小，不然，同样也是看不懂的。用汉字记录的日语，虽然每个字都认识，但是却不能看懂其内容，有人夸张地说学习日语的人往往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就是这个道理，而学习汉语方言，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我们认识汉字的超时空作用，也要注意到其根源还是汉语古今、方圆的共通性。现代汉语方言众多，语音上的差别尤其突出，但是由于各个方言的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一致性比较突出，用汉字记录汉语，书面上起到了沟通方言的作用，同样的词语，虽然各地发音不同，但大都用同一个汉字记录，所以大家都看得明白清楚，所以汉字具有很好的沟通方言的作用，而拼音文字就难以适应汉语方言分歧的特点。汉字在维护汉语的统一，避免汉语分裂成不同语言方面，可以说功劳赫赫。在欧洲，许多不同的语言，互相之间的差别比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但它们是不同的语言，而汉语各地方言，虽然差别较大，但是用统一的汉字记录，才没有进一步分裂，而且也因为汉字的维系作用，谁也不会认为汉语的方言是不同的语言，虽然西方一些语言学家把汉语的一些方言看作是不同语言（亲属语言），但这种观点不可能得到我们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