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说儒家思想特别适合封建统治阶级教化人心，让人们君为臣纲，不起反抗的心思

儒教强调“先王之道”，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尊王攘夷。以「正名」、「民无信不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总纲。儒家主张内圣外王，把人道还推行到政治上去，故言“人道政为大”，“人道敏政”，人道的法则是努力治理政事。要求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敬天忠君是儒教的根本原则,再配合着大一统的天下模式,任用贤能的用人主张,德治与教化的治民方案,和长治久安的根本目的,汉代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自汉高祖以来，历任帝皇比较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但从汉武帝开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儒者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思想，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这传统的国家宗教教义进行了新的解说。在董仲舒新解说的基础上，后来的儒教不断努力，逐渐使传统宗教彻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因而，独尊儒术，是传统的国家宗教彻底儒化的开端，也是儒教的真正开端。经由董仲舒重新解释和发挥的儒教教义，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其中祭天、祭祖的礼仪制度建设。完备而复杂的礼仪制度有助于人们养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习惯，这正是儒教重视礼仪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礼仪制度的外在性质，也容易导致虚伪。魏晋时代，儒教思想家以王弼等人为代表，认为应该更加重视有形可见的行为（有）背后那无形可见的东西（无），并且认为，那背后无形可见的东西，比起有形可见的，更加重要。他们的意见虽然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却并没有成为儒教国家的思想指导，因为他们讲不出那个“无”是什么，会导致由于理解不同而各行其是。隋唐时代，礼仪制度的建设达到了高潮。唐代中期制订的《开元礼》，成为后代礼仪制度的模范，其中对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详细的、具有法典意义的规定。这样的制度建设本应使国家趋于安定，然而不久即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国家从此陷入混乱，唐代政权从此也一蹶不振。唐朝后期的儒者反思儒教的效能，一面主张应该坚决排斥佛教和道教，另一面认为应诉诸人们内心，培养人们遵守礼仪制度的虔诚，因而对于心性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儒者们最重要的理论方向。《孟子》、《大学》、《中庸》等过去被忽略的儒教典籍受到特别重视。到了宋代，经过程颢、程颐兄弟和他们的后继者主要是朱熹的努力，《孟子》等著作受到特别的重视，和《论语》一起，被称为“四书”，成为儒者们必修的最重要的著作。儒教自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在中国古代，儒教或孔教始终居于社会或国家的统治地位。个别皇帝或国家官吏崇拜佛教、道教，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不代表国家。中国古代国家，从汉代开始，一直是把儒教或孔教作为国家宗教。儒教教义的演变也就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是尊五经、重视礼仪制度建设的“周孔之道”，后一阶段是尊四书、重视培养内心虔诚的“孔孟之道”。清朝儒者把唐代及其以前阶段的教义称为“汉学”，而把宋代开始的儒学称为“宋学”。礼仪制度的建设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宋学更加要求自觉自愿地遵守。南宋时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南宋以来的科举考试重心也转向四书，标志理学成为主流。在后人看来，他们过分强调内心修养，因而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然而在宋学的主张者看来，搞好内心的修养，就能够精通国家的各项制度，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因为他们认为，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天赋的遵守礼仪制度的天理，问题在于要通过内心的修养，把这个天理开发出来，或者说，是把这被私欲遮蔽或污染了的天理显现出来。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1、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来就是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发展而来的，这种学说的核心就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专制宗法的等级制度。

2、汉武帝利用政治权利把孔子学说宗教化，定儒教于一尊。隋唐时期“佛”、“道”、“儒”并称为三教，此后，三教出现合一的趋势。

3、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儒教体系完成于宋代，它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收佛教、道教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信奉“天地君亲师”，“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天地”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师”相当于解释经典、代天地君亲之言的神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