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最不能忘记的校友之一应该是她的创始人——马相伯。
马相伯又名良，系天主教徒，江苏镇江人。早年就学于上海徐家汇公学。十八岁毕业时，法国领事想聘请他当秘书，他谢绝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而学的。”
后来，他出任徐家汇公学校长，也当驻日使馆参赞。1898年，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他目睹清廷的腐败，从此绝意仕途，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这一年，已届花甲之年的他，退隐在上海土山湾，心里筹划着办一所新式学校，要和欧美大学并驾齐驱。主意已定，他回到老家，将其长兄所遗十五万平方米的地变卖了，所得钱作为学校基金。然后，又以仅存四万块银元，以及在英、法租界的八处地皮（价值十余万银元），用来在上海卢家湾购置建校的土地。其“毁家兴学”的举动、热爱祖国的赤诚，赢得了社会舆论的赞叹与支持。
1903年2月，他一手创建的震旦学院隆重开学。他自任监院，下设总干事和会计各一人，其余各项行政，都由学生自行管理，实行“学生自治制”。他在校内“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对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并以“挈举纲领，开示门径”之法启发学生自己研究探讨。由于学校创建时借助了耶稣会的力量，而学校却不谈教理，于是引起了教会的不满。1905年，在震旦任课的外籍教师趁他有病之机，改变办学方针，致使全体师生大哗，摘下校牌，相率离校。虽然他信奉天主教，但并不依附教会，支持师生的正义行动，毅然同大家一起退出了学院。
他退出震旦之后，偕同离校学生于右任、邵力子、叶仲裕等，又得到各界知名人士赞助，另行筹建复旦公学，意思是“复我震旦”。在经费和师资都告紧缺的情况下，他决定摆脱洋人挟制，向各方告急。后得到两江总督拨地拨款，同时又由严复、张謇、熊希龄、萨镇冰、袁希涛等二十八人出面发表《复旦公学募捐公启》，向社会广泛募捐，得到各方响应。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正式诞生，他任校长，采用“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一时间，这所学府，人才济济，气象一新，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争相竞出，校内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的景象。
辛亥革命后，他曾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四处奔走，呼吁团结抗战。1935年，他和宋庆龄、沈钧儒等领导了抗日救国会工作。“七七”事变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
1939年，他在越南谅山病重时，回忆自己毕生走过的“教育救国”的道路，无限感慨地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教），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同年，病逝于谅山。遗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