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
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富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富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毕竟政党执政只有4年或8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得了4年或8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居世界前列，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不仅对内政策处于不确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样。小布什时代极力搞单边主义，到了奥巴马时代又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中法、中德关系极佳，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则急速逆转。 的民进党上台就挑衅大陆，国民党上台就推动两岸交流。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180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北京三号航站楼，3年完成，这在西方连论证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多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3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比如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100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在当前能源危机时代，美国加州一家制造太阳能公交车的公司，在美国屡屡碰壁。因为这涉及传统汽车行业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还有工会的利益，它们个个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后来这家公司决定到中国来试试运气，却被广州市政府所接受。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中国政治制度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处于同一进程的国家。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将其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的主观因素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中国***的领导下，有能力对其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70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那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像海地，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与海地为伍的还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国一手扶持的所谓“民主”国家，而且在相近的情况下，越“民主”越腐败。古巴和朝鲜虽然不是发达国家，但廉洁程度远远超过上述“民主”国家。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合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西方“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任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