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国家管理机制是世界公认的的高效廉洁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别国先进的管理理念可以为我所用，加之我国人社部可能与新加坡有文化教育培训的交流协议，所以，才有这样好的交流培训的机会。这是好事，值得肯定。

一、受邓小平访问的影响

新加坡超美欧，成中国干部境外培训最热门首选

1978年邓小平赴新加坡访问，几年后，中国的干部们开始通过官方渠道到新加坡接受有关社会管理的培训。综观30多年来干部境外学习概况会发现，新加坡虽为城市小国且和中国建交仅20余年，但已然远超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而成为中国各级干部境外学习培训的最热门首选。

二、受训干部范围广泛

上至厅局级高干，下至村委会干部，纷纷成群结队奔赴这个南洋岛国。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的课堂里，年岁不一、级别不等、口音不同的中国官员已成为常客。这种官员“下南洋”景象蔚为壮观，在历史上大概只有几百年前中国沿海百姓“下南洋”的情景可以媲美。

三、新加坡瞄准中国干部培训市场

新加坡《海峡时报》12月16日文章，原题：中国干部培训课堂 官员培训需求将催生市场。中国***有7000万名干部，这一群体对培训的需求形成一大潜力市场。新加坡也想分一匙羹。

新加坡至少有4所重点学院专门设立了针对中国公职人员的项目。它们是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管理学院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最先加入这一培训队伍。自1981年以来，该学院就开始设立短期行政发展课程。其中之一是长达两周的综合管理课程，该课程用普通话讲授，正在开办第82期。在李光耀学院，中国学生几乎增加两倍，约70人，在51个国家的337名学生中占两成。明年将引进一门用中文传授的课程：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新加坡管理大学是培训队伍中最年轻的一员。第一批课程于5月开办，内容是6周的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课程。

四、各省都有干部到新加坡参加培训

2012年4月，南洋理工大学刚刚庆祝了为中国培训干部20周年。这20年间仅南洋理工就已经累计为中国培训了1.3万多名官员，依中国31个省市计，平均每个省市就约有三四百名干部在南洋理工大学“向新加坡学习”了。这其中，取得硕士学位的占到一成，约1,200多名，其他的是短期课程学位。

五、南大校友遍布中国政坛

2008年时，仅南洋理工大学目前在中国的校友就已经超过一万人，这些校友们很多都是被选送到新加坡接受培训的，他们中很多人现在都位居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岗位。南洋理工大学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甚至都设有校友会。

玩法介绍

六、夺人眼球的高级干培训——中国市长斑

在新加坡的官员培训大军中，真正引人注目的还是中高级公务员——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班和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即“中国市长班”的学员们。由于学员大多数是市长或与市长同级别的厅局级干部，因此当地人开始把这个班称作“中国市长班”。要成为这个班的成员绝非易事。能有幸成为其中一员的，都是由中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严格审核挑选的，对学历、外语水平、政治素质及工作能力、潜力等都有严格要求。

七、新加坡培训经历成官员升迁重要资本

能去新加坡培训对于官员来说，已经意味着一种难得的资格和荣誉。一名参加过培训的官员称：“作为一种必要的履历，领导干部之间至少有了已‘参与新加坡培训’和‘没有接受培训学习’的区别，相比各类领导干部培训经历而言，新加坡的培训经历对很多人来说尤其重要。”以“中国市长班”为例，能获得学位的官员回国后一般都能很快得到提升，成为省部级干部或市长等重要官职的候选人。

八、值得思考的问题：值不值

凡事都会有利有弊，这要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干部赴新培训一人一年要花费10万元，中国给新加坡送去百亿元

据官方数据，中组部至2010年已派送1000多名司级干部到新加坡受训。来自中国各地的干部则超过三万名。当时有媒体推算，每人赴新学费1年约10万元人民币，仅学费一项也达上百亿元。而且赴新加坡学习，每个学员每月的生活费，也有为5000至6000元人民币。而这仅仅是参加“市长班”的学员们的花费，中国各地雨后春笋般的赴新培训项目的花销尚无机构统计。

这是从经济上来看，如果如此高昂的费用可以换来官员们洗脑般的思维理念和廉洁奉公的道德情操的改变，并由此产生影响之后干部作风的深刻变革，至少大多数百姓是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参考的模式新加坡最早面向中国官员的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从1992年开始开办一周至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课程以中文授课，内容包括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至今受训的已有8000多人，分别来自中国各省及中央机关和央企。面对中方不断增长的需求，南大自1998年开办了学期为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2005年，南大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各省市组织部合作开办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这就是今日俗称的“市长班”。市长班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东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及新加坡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操作。该项目主要特点包括由新加坡政府退休官员讲授课程，和参观新加坡各企业总部的活动。一年课程的学费是两万元新币，相当于十万人民币，至今已有300多名厅局级和处级的中国干部参加。“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新加坡非常感兴趣？”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和助理教授张志斌对时代周报解释，“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国一样，都是稳定的执政党，而且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梦想的。”生于中国的张志斌表示，“当然，事实跟想象肯定是有差距的。”最突显的差距之一，是小岛和大国之间没有太多的可比性。负责讲授市长班项目公共管理概论课的何启良也向时代周报证实，“学员都能体会到，新加坡的很多体系是不可能运用于全中国。”在考察新加坡中央公共基金、住房发展局、贪污调查局等机构之后，很多中国官员对何启良表示，新加坡能实行的政策，因为历史、权力和既得利益等原因，(所以许多政策)在中国的城镇里是不可能实施的。”何启良称，至今还没有一个官员受培训回国后，成功地在中国实行一个新加坡式管理体系。“所谓‘新加坡模式’对中国官员来说，恐怕只能起到个参考作用。”

参考：腾讯新闻：中国万名官员赴新加坡培训 每人一年课程费10万“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曾如是解读，“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追溯干部赴新加坡培训初衷，合情合理，学员们的感受与表现又如何呢？参考的模式新加坡最早面向中国官员的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从1992年开始开办一周至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课程以中文授课，内容包括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至今受训的已有8000多人，分别来自中国各省及中央机关和央企。面对中方不断增长的需求，南大自1998年开办了学期为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2005年，南大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各省市组织部合作开办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这就是今日俗称的“市长班”。市长班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东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及新加坡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操作。该项目主要特点包括由新加坡政府退休官员讲授课程，和参观新加坡各企业总部的活动。一年课程的学费是两万元新币，相当于十万人民币，至今已有300多名厅局级和处级的中国干部参加。“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新加坡非常感兴趣？”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和助理教授张志斌对时代周报解释，“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国一样，都是稳定的执政党，而且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梦想的。”生于中国的张志斌表示，“当然，事实跟想象肯定是有差距的。”最突显的差距之一，是小岛和大国之间没有太多的可比性。负责讲授市长班项目公共管理概论课的何启良也向时代周报证实，“学员都能体会到，新加坡的很多体系是不可能运用于全中国。”在考察新加坡中央公共基金、住房发展局、贪污调查局等机构之后，很多中国官员对何启良表示，新加坡能实行的政策，因为历史、权力和既得利益等原因，(所以许多政策)在中国的城镇里是不可能实施的。”何启良称，至今还没有一个官员受培训回国后，成功地在中国实行一个新加坡式管理体系。“所谓‘新加坡模式’对中国官员来说，恐怕只能起到个参考作用。”用功好学生虽然无法照搬新加坡模式，但中国官员在南大的课堂上，仍是非常积极的学生。“如果是早上9点上课，他们8点50分就会到。”给市长班讲课有五年经验的何启良称，“他们态度很认真，活跃地参与课堂讨论，对教授的要求也相应地高。给他们讲课时，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成功的渴望。”市长班成员是每年由中国中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百里挑一而遴选的。何今年的学生名单上，级别最高的是湖北省鄂州市市委书记范锐平，范同时担任了这届市长班班长。当年何博士第一次给市长班讲课时，惊奇地发现来自中国内地的官员们其实多有积累。“很多来自西方的公共管理概念，他们在中国早就听说过，甚至已经开始实施了。”但来自中国的学员们对国际管理理论的理解，跟何想传授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问题是，他们只是大概知道这些概念和技术，并不理解它们更深层、更复杂的真正含义。”何启良认为，这种思想上的限制，取决于中西文化和历史上的区别。“他们熟悉的中国体制里，国家、政府和党，都是融成一体的。所以他们很难看出权力分离的重要性。讲到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非政府组织等相关概念时，我也没法找出中国的例子，来给他们解释。”一位参加此项目的新加坡本地学生也有类似体验，她对时代周报说：“中国官员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我的不同。比如，他们对非政府组织的理解是：一个不是政府直属，但仍有政府官员在内的机构。我问他们：有政府官员在内，有政府的直接介入，不是就不能称‘非政府组织’吗？但他们觉得还是可以，因为他们认为组织里还是需要有政府代表。”围成一圈子项目副主任张志斌也知道这种授课困难的存在。但他更认为，中国官员在新加坡一年里的教育，并不限制于课堂上的培训。“我们在课程上，的确比较单一注重技术方面的内容。因为中国政府派官员来，是希望他们能学一些技术性的措施，来解决中国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城市规划、环境管理等。”“但是技术的背后，总是有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因素。”新加坡从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由李光耀的行动党执政。但在宪法和法律上，它有完备的民主构架。张认为，这必然会启发中国官员们去思考。“他们在新加坡学习和生活的一年当中，潜移默化而学到的东西，会督促他们突破技术层面，去思考更深层的问题。如：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民主架构要如何建立？它在文化层面上、在体制层面上，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样来，我们既达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期望，同时也超越了它，激发官员去思考制度的作用、文化的角色。”这或许是生长于中国内地的张志斌对市长班和中国改革发展的理想。但土生土长于新加坡的何启良却观察到，市长班学员和本地人的课外交流非常有限。“我一直鼓励他们多出去和新加坡人交流，不要让生活圈子这么封闭。但是他们就是喜欢围成一圈子。”何向记者描述，某届的学员曾经20个人一起去银行办账户。银行一下子接待不过来，便特别给他们开个服务窗。“结果他们却生气了，说为什么对我们的服务不一样？我常劝他们多分开来，两三个人出去玩，会很容易认识新加坡人、被他们接受。你20个人一起出去，会把别人吓走的。”给未来打基础张志斌对中国的未来，以及市长班对之的贡献，比较乐观。“培训的效果不是一两天内就能看出来的。它是为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后的未来打好的基础。”张认为，“每一个在新加坡住过一年的官员，都会有所改变。”“有些毕业官员跟我说，他们回国之后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们打开了双眼，却发现周围的很多东西跟理想有一定距离。但以个人的能力，他们无法改变这些东西。这种痛苦本身就是很大的收获。”对于官员们在新加坡互相交流的行为，张博士更是充满希望。“中国文化很讲究同窗。好几届市长班现在都有QQ群。他们跟我说，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QQ群，看看五湖四海的同学们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升官了等等。”“我希望他们以后能互帮互助，如果真的做大了，当上省长或部长，能够支持‘南大团’里的其他同学。当然我说的不是希望他们去做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们在理念上比较接近，能彼此认同，或许能把他们在新加坡潜移默化而学到的，体现到政策去。”张志斌笑称。(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