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据纽约《太阳报》日前披露，1971年11月12日至15日，美国“越战老兵反战组织”的数名领袖在美国堪萨斯城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是否要对美国国会几名最狂热支持越战的鹰派议员进行血腥暗杀。作为当时“越战老兵反战组织”的著名代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当年是否也参加了这个“暗杀会议”？克里竞选阵营对此一口予以了否认，称克里早在“暗杀会议”举行之前就退出了“越战老兵反战组织”。然而，据另一名当时与会的越战老兵领袖兰迪·巴尼斯回忆，当年27岁的约翰·克里的确参加了该“暗杀会议”，不过约翰·克里却强烈反对这个通过非法手段暗杀美国鹰派议员的激进计划，并宣布退出“越战老兵反战组织”，拂袖而去。“凤凰计划”据报道，在“越战老兵反战组织”的同事中，斯科特·卡米尔一直被称做“刺客斯科特”，他之所以得此绰号，是因为在越南战争时，“卡米尔经常在夜晚时分偷偷潜入越南人的村庄，趁人熟睡时大开杀戒”。佛罗里达大学口头历史档案馆也保留着一份1992年10月20日对斯科特·卡米尔本人的口头采访，在这份采访录中，当事人卡米尔道：“当时我的计划是，在最后时刻我们将冲进国会大厦办公室，将那些最狂热支持越战的鹰派议员全部射杀。当时我的计划非常严肃。”据报道，卡米尔当初的设想是招募8到10名海军陆战队老兵秘密执行所谓的“凤凰计划”，其计划将暗杀矛头对准美国国会大厦几名最狂热支持越战的南方议员。卡米尔称，当时他们计划在1971年12月圣诞节时期将这些国会鹰派议员一举射杀。计划遭否决卡米尔将他的“暗杀计划”通知了“越战老兵反战组织”的领导层，《回家后的战争》一书中写道：“卡米尔的暗杀计划是如此具有爆炸性，以至于越战老兵反战组织的领袖们担心政府 会窃听到这个惊人的计划，于是他们决定到堪萨斯城郊区一个教堂里秘密召开会议讨论该计划。然而当他们到达那个教堂后，他们发现政府 早就先抵达过那儿，并在教堂内部到处安装上了隐蔽的窃听设备。越战老兵反战组织的领袖们立即决定转移会场，他们后来到另一座被无家可归的老兵占据的废弃礼堂里举行了会议。然而，卡米尔的计划最终还是被大多数人否决了，大多数老兵领袖认为，卡米尔的计划太过偏激，显然将会损害越战老兵们的名声。”克里参加了？那么，作为“越战老兵反战组织”著名代表之一的约翰·克里，当年他到底有没有参加这场密谋暗杀美国国会议员的“暗杀会议”呢？克里竞选总统阵营发言人戴卫·威德予以了否认，他称约翰·克里当初并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退出了“越战老兵反战组织”。那么，克里到底是否参加了当年的“暗杀会议”呢？据当时与会的越战老兵兰迪·巴尼斯本周接受纽约《太阳报》记者采访时称，当时27岁的约翰·克里的确参加了该场会议，不过约翰·克里当时对这个通过非法手段暗杀美国鹰派议员的偏激计划予以了强烈反对，并随后宣布退出“越战老兵反战组织”，拂袖而去。巴尼斯道：“克里曾经参加了那次会议，他是在投票以后辞职的。”另一名曾经与会的越战老兵特里·杜波斯也证实了巴尼斯的说法。 (爱尔)(2)“他参加了越战中风险最大、最艰巨、出手最狠的‘凤凰计划’。他们不是暗杀队；而是反游击队小组，”拉里·洛普卡说。洛普卡是一位空军军官，70年代曾在越南和伊朗与阿米蒂奇共事，后来在五角大楼又做了他的助手。当被问及他能不能肯定阿米蒂奇是否参与了“凤凰计划”时，洛普卡答道：“我认为这是事实。我们在后来的年代里很长时间都在一起。他向我讲述了一些交火的情况。听起来就像是电影《第一滴血》中的场景一样……他们在夜色中乘坐小船悄悄驶往上游，摸进越共的村庄，找到负责人住的茅屋，把茅屋给端掉，然后返回小船，再撤出那个地方。” 持批评意见的人指责说，“凤凰计划”其实是一个暗杀计划，通常由南越特务来执行；替它辩护的人则认为这是一场恶战的合理组成部分。中情局负责该项目的威廉·科尔比后来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在执行“凤凰计划”中的确有一些“过火行为”。该项目相当成功；科尔比称，“凤凰计划”除掉了6万名越共特务，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把这些人给干掉。1969年一年的时间里，在西贡的美国使馆声称，“凤凰计划”“除掉”了 19 534 名特务，并打死了其中 6 187 人。

不知你说的是不是这次凤凰计划，因为美国有很多的凤凰计划，如不是您想要的答案，请把你的问题在说明白点阿米蒂奇与美国在越南的“凤凰计划”《布什战争内阁史》〔美〕詹姆斯·曼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在与世隔绝的南越，并肩作战的南越士兵给理查德·阿米蒂奇起了个越南名字——“陈万富”。这个名字有它自己的意义。“Phu”是“福”或者“富”的意思，多少跟阿米蒂奇的名字有点联系。“Van”指的是男性。“陈”是伟大的越南海军英雄陈兴道的姓，这位将军曾在1287年击败过蒙古人的入侵。阿米蒂奇的越南名字大体意思便成了“富有的海军大兵”。在主动要求从海军驱逐舰转到参战部队之后，阿米蒂奇便在越南境内服役，参加了在湄公河和其他内陆及海岸附近的水道巡逻的部队。根据他本人和官方的叙述，在第一次派驻越南的过程中，阿米蒂奇曾在沿海地区的一支南越伏击部队里任顾问。一年后，他离开越南，在加州的克罗纳多军事基地担任反暴乱教官，教授伏击和审讯的技巧。接着在1971年5月，他志愿第二次返回南越再服役一年，在柬埔寨边界附近的西宁给另一支部队担任顾问。这一年结束后，他立即主动要求从1972年5月开始再干第三个任期，在沿海地区给一个伏击队当顾问。他已经和大学的女友结了婚，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一再返回战场。有关阿米蒂奇在越南的经历的这些官方记载并未讲述完整的故事。阿米蒂奇的几个朋友和同事在采访中主动说出了他在越南是情报人员。“他在那儿干的是秘密工作，”1980年第一次见到阿米蒂奇的理查德·艾伦说道。帮助聘用阿米蒂奇加入里根政府并且成为他在五角大楼的上司的弗雷德·埃克雷说，他认为阿米蒂奇一直是为中情局工作的。这是什么样的秘密行动呢？熟悉阿米蒂奇在那个时期的活动的其他人说，他与名声欠佳、多有争议的“凤凰计划”有关系，这是由中情局指挥的、目的是通过除掉越共在农村的政治机构来瓦解它的美国行动。“他参加了越战中风险最大、最艰巨、出手最狠的‘凤凰计划’。他们不是暗杀队；而是反游击队小组，”拉里·洛普卡说。洛普卡是一位空军军官，70年代曾在越南和伊朗与阿米蒂奇共事，后来在五角大楼又做了他的助手。当被问及他能不能肯定阿米蒂奇是否参与了“凤凰计划”时，洛普卡答道：“我认为这是事实。我们在后来的年代里很长时间都在一起。他向我讲述了一些交火的情况。听起来就像是电影《第一滴血》中的场景一样……他们在夜色中乘坐小船悄悄驶往上游，摸进越共的村庄，找到负责人住的茅屋，把茅屋给端掉，然后返回小船，再撤出那个地方。”持批评意见的人指责说，“凤凰计划”其实是一个暗杀计划，通常由南越特务来执行；替它辩护的人则认为这是一场恶战的合理组成部分。中情局负责该项目的威廉·科尔比后来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在执行“凤凰计划”中的确有一些“过火行为”。该项目相当成功；科尔比称，“凤凰计划”除掉了6万名越共特务，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把这些人给干掉。1969年一年的时间里，在西贡的美国使馆声称，“凤凰计划”“除掉”了 19 534 名特务，并打死了其中 6 187 人。当被问及阿米蒂奇是否参与了“凤凰计划”时，在西贡担任过中情局情报站站长、协助负责“凤凰计划”的老牌情报官泰德·沙科利答道：“是的，他可能是外围人员。”沙科利说，他在越南时并不直接认识阿米蒂奇，但阿米蒂奇与美国的情报行动有“关系”。阿米蒂奇本人坚持说，他没有参加过“凤凰计划”。“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凤凰计划’，”他在就本书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一支越南伏击队的顾问。”他解释道，有时候，他的部队在搜集情报时，会把情报交给一位海军情报联络官，这位情报联络官再将情报转给“凤凰计划”的负责人；因此，“凤凰计划”的军官们有时会到阿米蒂奇所在的越南农村来寻求咨询或帮助，他会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为‘凤凰计划’干过，”他说。至于执行夜间突袭任务，阿米蒂奇说：“这就是我当突击队顾问的原因。这就是我干的事情。这就是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