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斯坦福大学校长马克·拉维涅（Marc Tessier-Lavigne）提交辞呈，原因是一系列调查发现他的研究存在数据操纵，虽然他自己不承认有任何学术不端行为，但“为了大学利益，决定辞去校长职务”。

8月31日，这位既是学术领域权威又做企业高管的神经科学家的辞职正式生效。同一天，《科学》杂志在线发表撤稿声明：拉维涅作为通信作者的两篇学术论文被主动撤回。这两篇文章曾因图像的美化和差错问题引起读者质疑；后来的独立审查发现更多问题，例如数据操纵和图像重复，这削弱了论文结论的可信度。

西有斯坦福，东有哈佛。今年6月，哈佛商学院的行为科学家弗朗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被指控伪造数据。

即便是在斯坦福和哈佛这样的顶级学府，学术不端行为也并不罕见。那么整个学术界，藏着多少欺诈呢？

2022年，数据平台“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记录了近超过4600起撤稿事件；而该平台自2010年开始运营至今，已记录下超过4万起撤稿。

2000年，全年撤稿论文数占发表论文数的不足0.02%；如今，这个比例来到了0.1%左右——每出版一千份论文，就有一篇最终被撤稿。

上图展示了2000~2020年间科学和工程领域出版物年度撤搞量占年度发表量的百分比。撤稿数据来自撤稿观察平台数据库，发表数据来自美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每年至少有10万篇论文应被撤稿”

近年来撤稿数量急剧增加，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调查者有条件梳理过往大量文献，从而找出异常现象；另一方面，那些专门有偿提供学术服务的论文工厂大行其道，产出大量存在造假的文章。

很多时候，学术界从业者必须通过发表论文来保住工作、获得晋升。一些机构甚至为登上顶级期刊的作者提供现金奖励。试问，面对这样的行业局面，出现一部分弄虚作假的科学家有什么奇怪？

医学界有个造假狂人，名为约阿希姆·博尔特（Joachim Boldt），是来自德国的麻醉师，曾经历186次撤稿，目前位居撤稿观察平台榜单的撤稿次数最多学者之列。

博尔特是重症监护医学专家，曾研究欧洲各地医院使用的血液替代品。他的工作成果于1990年~2009年左右发表并被广泛引用。根据论文说法，这些产品可用于保持血压以及向细胞输送充足氧气，能拯救生命。

而当他的学术欺诈被曝光后，同行们重新分析了所有可用数据，重审结果与论文结论相反：血液替代品“与死亡率和急性肾损伤风险显著增加有关”。

几乎可以肯定，撤稿观察给出的2022年撤稿数量（超4600起）远远少于学术不端论文的真实数量。

业内人士估计，每年至少应当出现10万次撤稿；部分学者和科学记者认为10万次都还太少。（当然，并非每次撤稿都是因为学术不端，大约1/5源于无心差错。）

学术不端问题很难有本质改变

受到指控的科学家极力保护自身利益，这也是实际撤稿率低的部分原因。他们惩罚举报的下属，起诉批评者（尽管很少在法庭上获胜）——此类诉讼的威胁以及辩护成本对揭发者产生了寒蝉效应。

2006年曾发生一起可怕的惨剧，孟加拉国的一名学者谋杀了一名举报者；17年后，该学者被绞死。

另一方面，期刊和出版商也未尽到自己职责。他们想方设法忽视质疑批评之声，而不对存在致命缺陷的出版物进行标记。他们限制批评者，让其只能给编辑发送简短邮件，而且这些信件必须得到被质疑论文的作者的允许。此外，他们会把纠错和撤稿工作拖延数年，或者压根不采取行动。

麻醉师博尔特的一些论文直到今年才被撤回——要知道十多年前，他的学术欺诈行为就已无可争议。期刊总倾向于保护自身及作者的声誉，而非纠正错误。

在撤稿观察平台提供证据和证词后，英国下议院科学、创新和技术特别委员会表达了高度担忧，并于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更正错误和撤稿的工作不应拖延超过两个月。

斯坦福校长学术不端事件的揭露者是该校新生、大学记者西奥·贝克（Theo Baker）。尽管从2014年开始，拉维涅论文中的问题就被学术公开评审网站pubpeer标记，但如若没有贝克调查，拉维涅的学术不端将至今仍无人知晓，而且可能永无纠正之日。

观察人士指出，目前美国科学家在行业压力下走捷径或伪造数据的主要原因是资助率太低。NIH去年批准了约20%的新增拨款申请，相比过去几年，这一数字高了不少。

用于审查和制裁学术欺诈的资金应当占据总拨款的更大比重。当然，就学术不端这个问题而言，如果不将发表论文与获得资助脱钩，情况很难有本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