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聪明，勤奋，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较重，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

康毅滨在接受《星期日新闻晨报》访问时说。

什么样的学生被淘汰？

每年一月底，康毅滨就要从系里抱回一大包资料仔细看——里面是所有申请普林斯顿生物分子系的中国学生的材料。

每年，该系每年大约招收25名本科学生攻读博士，系里给康毅滨的“中国额度”4个，而他收到的申请约有七八十份。4％左右的“成功率”。每个“申请包”主要有这些材料：本科各科成绩单，托福和GRE的考分，个人陈述,以及推荐信。康毅滨把它们分成“定量”和“非定量”两类。分数他看得很仔细，但那些“非定量”的东西却能告诉他更多。

康：就是说说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分子生物学家，为什么想来普林斯顿。

康：中国学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但我能看出来，他们写的“陈述”经常千篇一律，缺乏特点。

康：不清楚为什么要来普林斯顿，或者过分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实的自己。

康：有个学生是这么写的：他以前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才慢慢发现真正感兴趣的是生物。他申请转了系，尽管绝大多数人反对，因为没有基础，读得有些吃力，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每一学期都会比上一学期进步一些。他的“陈述”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它展示了一个人在寻找和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困惑和欣喜。去年我们还录取了一名学生，她在“陈述”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的问题：她很遗憾本科四年没有接受更为全面的教育。你可以看到她的渴望。第一轮筛选，从80份申请材料中挑出10-15名左右的“候选人”。

2月初，康毅滨开始电话面试。虽然并不直接和学生面对面，但大洋彼岸传来的声音，会告诉他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康：主要是看看英文口语能力、科研经历、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学生的一些背景状况。

康：电话面试大约一个小时，45分钟说英语，15分钟用中文。就算英语不是特别好，学生还是可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但大部分中国学生会把它看作一个“考试”，而不是一个“对话”，所以有些会很紧张。

康：有些学生听得出来他（她）事先在纸上写好回答，照着念，或者是背出来。还有是“排练过度”，说得非常溜，像演讲一样，但并没有针对我的提问。

康：那些答非所问的学生，我想可能没有自己做过真正独立的研究，或者对自己没对信心。我希望学生是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不是一个过度包装的、失去了真实性的“加工成品”。

康：我们要挑选的，是真的热爱科学、而且诚实的人。去年，我几乎是在申请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才收到了一个学生的材料，条件很好，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老老实实,告诉我，虽然他很早就进实验室，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为什么，实验总不是很顺利。但他可以很清楚地描述他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和为解决问题所作出的种种尝试。表面上看，他的科研并不成功，但我能感受他的认真、诚实、努力，这已经具备了一个科学家、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

电话面试并不是最终的决定。之后，康毅滨要在候选人中反复地掂量、比较。在这个过程中，分数高低往往不是决定因素，而是从细微处看到的非智力因素。

康：分数很重要，但不是一个绝对因素。申请普林斯顿的学生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尖子，经过高度选择过的人，智力都没有问题。我会仔细看每一门的成绩，但并不是分数高就能入选，相反，我认为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实力并不相差太远。录取与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我们系录取过一个河南的学生，家在农村，初中就独自在县城,住校读书，吃过不少苦。在电话和电邮里，我感觉到她为人谦和，没有一些被宠惯的尖子生的趾高气昂。还有个学生，他会和老师“套瓷”，但不是恭维，套近乎，而是自己的确做过研究，对老师有真正的了解，提问很专业，很深入。这样的学生，不油嘴滑舌,让人感觉到懂得认真负责，尊重机遇。但有的学生过于自信，甚至有些傲慢，觉得自己不是去普林斯顿，就能去哈佛，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很难给人留下好印象。

有时候我会想，他们恐怕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从小到大，玩完的玩具，吃完饭的碗筷，换下来的脏衣服……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帮他们处理好了，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会觉得理所当然。而多数美国学生的确比较有“公共意识”。实验室的垃圾通常他们处理得比较多。生物系有做后勤工作的员工，包括老鼠房负责日常喂养的工人，运送实验用品的搬运工和收发员，打扫实验室的清洁工等。每年到了圣诞节，我实验室的美国学生会牵头一起凑份子，每人出个五块十块，买个小礼物送给那些工人，以表示对他们平时工作的感激。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个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将来他在事业上能走多远。